那年腊月二十三，祭灶的糖瓜刚粘到灶王嘴上，柳条边外三家子屯的井就封了。
不是井干了，是井沿上结了层青冰，打水的人踩上去打趔趄，连着摔了三个老太太。屯里人骂骂咧咧，说这井邪性，怕是底下压着东西。柳罐匠老侯头从边墙里头挑着担子过来，听见了，把扁担往雪地上一杵，说：”井没邪，是辘轳绳冻了，井沿的石头才打滑。我给你们换根绳。”
老侯头姓侯，名字没人记得，都叫他老侯，或者柳罐侯。他这手艺，是从山东老家带过来的——说是柳条边外开边之前，他爷爷就在辽河边上编柳罐。后来封了边，他们侯家不知怎的混进了边里，成了”旗下闲散”，年年秋冬，官家默许他们在边外做两个月活，挣点口粮。
柳罐匠的营生，说白了就是用柳条编成罐子，外头刷一层黏土，挂上麻刀，晾干，再刷一遍。这样的罐子轻，搁在地窖里装粮不生虫，装水不变味，比铁桶都好使。柳条边外的屯子穷，一口铁锅买不起，一只柳罐却能使三年。
老侯头那天换完了辘轳绳，又被东头老李家留住——老李家的灶台塌了半边，灶王爷的画像差点烧着。老侯头一看，说你这灶得重垒，老李说没工夫，还有二十来天过年呢。
“那成，我给你糊口泥缸，你拿它盛水，反正井又近。”
老侯头从自己担子里翻出一只半人高的泥缸，灰扑扑的，外头有几道裂纹。他拿麻绳把缸背到老李家院里，撂下，那缸”咚”一声闷响，跟土地对话似的。
老李说：”你这缸带裂纹，怕是不中用。”
老侯头嘿嘿一笑：”这缸摔不破。”
老李当他说笑，没当回事。当晚，他媳妇在院里打水，脚底下一滑，身子往后一仰，正好撞在那泥缸上。换了寻常缸，这一撞十有八九得碎，可那缸只是晃了晃，像个不倒翁似的稳住了。
老李媳妇吓得脸煞白，第二天见人就念叨：”那缸邪性，撞不死人。”
这事传出去，屯里人都觉得稀奇。但老侯头已经挑着担子往北边去了——按他的脚程，三天能走七十里，边墙外头七八个屯子，都等着他。
他临走时，跟老李交代了一句话：”缸里别装脏水，别搁在灶口边儿上，能用一辈子。”
老李后来才明白，这缸是旱地里烧出来的——叫”砂罐”，不是普通的泥缸。它是柳罐匠用剩下的一块柳条编的骨架，外头糊了三遍胶泥，第一遍稀，第二遍稠，第三遍兑了盐卤。晾干之后不能见明火，只能阴干。阴干之后的砂罐，硬得像石头，摔在地上只会弹，不会裂。
但这手艺，传到老侯头这一代，已经没人学得会了——年轻人嫌编柳罐不挣钱，都去挖参了。
老侯头有四个儿子，没一个继承他的手艺。大儿子在奉天城拉洋车，二儿子在边外的金矿里扛大活，三儿子当了胡子被官家剿了，小儿子天生残疾，下不了地。老侯头自己编柳罐挣的那点钱，换不来四袋高粱米。
所以他每年只出来两个月，编柳罐，换点粗粮，凑合着活。
那年腊月，他在北边老吴家编罐子，编到一半，老吴家来了个陌生的面孔——穿着一身青布大褂，戴着瓜皮帽，手里提着一杆旱烟袋，看着像个账房先生。
那人坐在老吴家的炕沿上，看了老侯头半晌，说：”老侯，你这手艺，能编多大的罐？”
老侯头说：”最大的能装三百斤水，最小的能装一把烟丝。”
那人又问：”能编不漏的罐？”
老侯头说：”柳罐本就不漏，刷了胶泥，更不漏。”
那人摇了摇头：”我是说——编一口罐，能装三年的眼泪。”
老侯头手里的柳条停了。他抬头看那人，眼睛里有一丝警惕。
那人笑了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块碎银子，约莫二两，搁在炕桌上：”老侯，我姓卞，从奉天来，在边外开垦了三年，今年总算收了些粮。我婆娘死得早，留下个小子，今年十四，得说媳妇了。女方家要三样彩礼——一口猪、一坛酒、一口装眼泪的柳罐，说是要让新媳妇知道，她嫁过来是要过日子的，不是来享福的。”
老侯头没接银子。
“这活儿我接不了。”他说。
“为啥？”
“装眼泪的罐，那是纸扎铺的活，不是柳罐匠的活。”
那姓卞的嘿嘿一笑：”老侯，你是装糊涂。三年前辽河发大水，柳罐侯编的那口大砂罐，救了多少人？你那手艺，不是只编罐子。”
老侯头手一颤，柳条从指间滑落。
那是光绪二十二年，辽河决口，柳条边外的二十几个屯子一夜之间被淹了七成。那年冬天，老侯头编了四十多口大砂罐，大的能装三百斤水，小的也能装百来斤。官家派人来征，说是要赈灾，可那帮人半路把砂罐卖了换酒。老侯头气不过，夜里把剩下的一半偷偷运到了水淹的屯子，分给了活不下去的人。
那姓卞的，就是当年分到砂罐的人之一。
“我不是来讨恩的。”姓卞的说，”我是来求你——给我那小子编一口柳罐，让他知道，他爹是从水里爬出来的，不是天生的庄稼汉。”
老侯头沉默了很久。
最后他把那二两银子推了回去，只说了一句：”等过了破五，我给你编。”
姓卞的走了。老侯头在老吴家编完了手里的活，连夜回了三家子屯。
腊月二十五那天，柳条边下了一场大雪，把整个边墙埋了半截。老侯头在老李家的泥缸旁边，借了一间屋子，把自己关起来，整整七天没出门。
初五那天，姓卞的来了。老侯头交给他一只柳罐——比寻常的罐子小一号，外头刷着黑漆，柳条编得密不透风。罐口封着一块红布，红布上用墨笔写着三个字：
“卞家根。”
姓卞的接过罐子，没说话，眼眶却红了。
后来，三家子屯的人再也没见过老侯头。
有人说，他过了正月初十就病死了；有人说，他编完那只罐子，眼睛就瞎了，被儿子接去了奉天；也有人说，那年开春，柳条边上走着走着，突然冒出来一个白发老头，挑着空担子，往北边去了——那是边外最荒的地方，没人烟，也没人去过。
但老李家的泥缸还在。直到民国年间，那缸还搁在老李家的院里，盛着水，养着一条从辽河里捞上来的鲤鱼。
老李的孙子后来说，那缸摔过不下二十次，每次都没破。
后来日本人来了，老李家的院子被征了，那缸被一车日本兵推到了壕沟里，填了土。
但老李的孙子记得——那缸倒下的时候，里面的鲤鱼还在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