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 柳条边事·第九十四篇：边墙下的卖花郎
清光绪年间，盛京将军衙门的档案里有一条不起眼的记录：”奉天府属，边外种花者日众，市井鬻花之徒，肩挑背负，往来不绝。”寥寥数语，勾勒出一幅鲜为人知的边地风情画。在柳条边这道曾经森严的禁界之下，有一群人，他们不种粮、不放牧，而是以花为业——卖花郎。
柳条边是清廷为保护”龙兴之地”而设立的封禁线，从康熙年间开始修筑，绵延数千公里。按理说，朝廷严禁汉人入关垦殖，更遑论种花卖花这种”不务正业”的行当。然而，边墙再高，也拦不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当第一批闯关东的移民踏足这片苦寒之地时，他们随身携带的不只是锄头和种子，还有来自故土的花种——牡丹、芍药、菊花、梅花。这些看似无用的植物，却在边外的土地上顽强地生根发芽，最终催生出了一条独特的产业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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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边外的第一朵春花
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清廷在盛京设立奉天府，柳条边的封禁政策有所松动。边外荒地渐次开垦，移民蜂拥而至。这些来自山东、河北的关内百姓，初到边外，面对的是茫茫荒原和凛冽寒风。他们带来的不只是锄头和种子，还有对故土的眷恋。而在故土的记忆中，最柔软的莫过于那一抹花香。
据《盛京通志》记载，康熙四十年前后，边外开始出现零星的花农。最初是几位山东移民在辽阳城外试种牡丹，没想到竟成活了不少。消息传开后，周边农户纷纷效仿。起初只是自娱自乐，后来渐渐有了盈余，便挑到集市上去卖。这便是卖花郎的雏形。
最早种花成功的，是山东登州府的一位老农，姓李名春茂，字芳庭。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，李春茂随族人闯关东，落户在辽阳城东三十里的太子河畔。他带来的行囊中，除了几件破衣裳和一袋高粱种子之外，还有一小包牡丹根茎——那是他临终的老父亲从老家花园里掘出来的，嘱咐他说：”到了新地方，先把花种上。花活了，家就安了。”
李春茂把牡丹根茎种在太子河边的沙壤土里。那年冬天格外寒冷，河水结了三尺厚的冰，牡丹苗被冻死了大半。但剩下的几株，竟然在来年春天开出了鲜艳的花朵——红的像火，白的像雪，紫的像霞。消息传到辽阳城里，惊动了当地的驻防将军。将军派人来取了几盆，献给盛京的副都统。副都统大为惊喜，随即下令在盛京郊外辟出一块花圃，专门种植牡丹。
这就是盛京最早的官办花圃——”御花园”，位于盛京城南门外，占地约十亩。据《盛京例规》记载，御花园每年春季开花时，盛京将军会亲自前往观赏，并命人将开得最好的牡丹采下，用蜜糖腌制后作为贡品送往北京。而李春茂因为”献花有功”，被赏赐了”花户”的身份，免于服徭役。
乾隆年间，盛京城内已有专门的花市。据《辽海编》载：”每至春深，花担入市，香闻数步。”那时的花市，多在城隍庙前，每逢初一、十五开放。卖花郎们天不亮便从边外赶来，有的步行数十里，有的赶着牛车。他们肩上扛的不仅是花束，更是全家人的生计。
花市的繁荣带动了整个产业链。种花的、挑担的、摆摊的、做花瓶的、编花篮的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。据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的税务档案记载，仅盛京城隍庙前的花市，每年春季的花税收入就超过三百两银子，相当于一个中等县一年的赋税总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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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卖花郎的日常
一位名叫赵德贵的卖花郎，在盛京城外卖了三十年的花。他出生于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，祖籍山东蓬莱。嘉庆初年，因家乡连年灾荒，赵德贵携妻带子闯关东，来到了柳条边外。起初他在辽阳城外租了几亩荒地，种了些寻常花草。渐渐地他发现，盛京城内的达官贵人、富商大贾，对鲜花的需求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大得多。
赵德贵开始专营鲜花。他最拿手的是芍药和菊花。每到花期，他便天不亮起身，将刚摘的花朵用湿布包裹，装入竹篮，挑着担子上街。他的担子两头各挂一只竹篮，前篮装芍药，后篮装菊花，中间横一根扁担，扁担上挂着一个小木牌，上书”赵记花行”四个字。
赵德贵的日常作息极其规律。每天凌晨三点起床，四点出门，五点到达盛京城南门的”南门花市”，一直卖到中午。他的花之所以卖得好，秘诀在于”新鲜”二字。每次摘花，他都讲究时辰——必须在日出之前，露水未干的时候采摘。这样采下来的花，花瓣饱满，色泽鲜亮，能多撑半天。
据民间传说，赵德贵在盛城卖花多年，从不缺斤短两。有一次，一位旗人太太买花，嫌他的芍药不够大，要退钱。赵德贵不慌不忙地从担子里取出另一束：”太太请看，这束虽不大，却是今晨第一个开放的，香气最浓。”那位太太一闻，果然不同，不仅没有退货，反而多给了钱。从此以后，这位旗人太太成了赵德贵的常客，逢年过节必来订花。
这位旗人太太名叫乌雅氏，是盛京副都统的女儿。她订的花不仅有芍药和菊花，还有罕见的兰花。赵德贵为了供应兰花，专门在自家后院搭建了一个温室，用炭火取暖，种植从江南运来的兰苗。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技术——关外严寒，兰花这种南方植物能在盛京存活，本身就是一项奇迹。
卖花郎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春夏之际还好，一到冬天，鲜花断绝，许多卖花郎便改卖干花、盆花，或者干脆转行。赵德贵想出了一个办法——他在自家院子里搭了暖棚，冬天也能培育出几盆腊梅和水仙。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，一盆水仙能卖到二两银子，相当于普通人家半个月的口粮。
暖棚的建造也是一门学问。赵德贵请来了一个河北来的老工匠，用砖砌了四面墙，顶上覆盖茅草和棉被。棚内铺设了一条地下烟道，从厨房的炉膛引烟入棚，利用余热保温。这种”火炕式暖棚”的设计，在当时堪称先进。据赵德贵的后人回忆，每年冬至前后，暖棚里的温度能保持在五度以上，足以让腊梅和水仙正常生长。
然而，暖棚的运营成本也不低。每年冬天，赵德贵需要烧掉将近两吨煤炭，这笔开销几乎吃掉了他所有的利润。但他坚持了下来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冬天卖花不仅是为了赚钱，更是一种承诺——承诺边外的百姓，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，也能闻到花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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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花担里的边地风情
柳条边的卖花郎，卖的不仅是花，更是一种文化。在关内移民众多的边地社会，鲜花是连接故土与新家园的桥梁。每逢春节，边外的汉人家家户户都要买几枝梅花或水仙，以寄乡愁。而旗人贵族们则在端午、中秋等传统节日，以鲜花馈赠亲友，以示风雅。
道光年间，盛京城内有一位名叫王绍棠的文人，曾在《边外杂记》中写道：”余居盛京十有余年，每见花担入市，不觉乡思顿生。关外苦寒之地，竟有如此娇艳之物，诚非易事。”这段文字道出了无数移民的心声。在苦寒的边地，鲜花不仅是美的象征，更是希望的寄托。
卖花郎之间的交往，也充满了人情味。他们虽然竞争激烈，但在关键时刻总能互相帮助。比如，某位花郎生病了，其他花郎会帮他代卖几天；某位花郎的花被霜打了，大家会凑钱帮他重新购买苗种。这种互助精神，源于他们在边外共同面对艰苦环境的经历。
卖花郎之间也有自己的行规。据《奉天通志》记载，盛城的花贩们自发组成了”花会”，每逢花季聚会一次，商议定价、划分市场。花会还设有”会首”一名，负责调解纠纷。若有外地花贩进城卖花，必须先向花会报备，缴纳一定的”入城费”，方可入市。这种行会组织，既维护了本地花贩的利益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市场秩序。
花会的会址设在盛京城东关的一座关帝庙内。每年农历三月十五，花会都会举行盛大的”花神祭”——供奉花神娘娘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花开富贵。祭祀仪式由会首主持，全体花贩参加。祭品包括鲜花、糕点、酒水，以及一只完整的公鸡。祭毕，众人分食祭品，称为”吃花福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卖花郎中不乏女性。据同治年间的档案记载，盛京城内有女花贩数十人，她们多为边外农户的妻子或女儿，农闲时节便到城里卖花补贴家用。这些女花贩大多走街串巷，口中吆喝着”芍药——菊花——”，声音清脆悦耳，成为盛城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其中最著名的女花贩名叫翠姑，是辽阳城外一个农户的女儿。她长得清秀伶俐，卖的又是罕见的紫色芍药，因此深受旗人贵妇们的喜爱。据说连盛京将军的夫人也常派仆人来买她的花。翠姑的花价比其他人贵一半，但供不应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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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花开花落，百年沧桑
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清廷正式开放柳条边禁，边外土地任由民人垦殖。这一政策变化，对卖花郎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。一方面，花农的种植面积扩大，花的产量大增；另一方面，竞争也日益激烈，许多小本经营的花贩被挤出市场。
柳条边的开放，标志着关东地区从封禁走向了开发。大量移民涌入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，对鲜花的需求也随之增长。赵德贵的花摊从一个小小的担子，发展成了一个有固定摊位的花铺。他的儿子赵文轩也加入了生意，父子二人一起经营，生意越发红火。
然而，时代的变迁也给卖花郎带来了新的威胁。光绪末年，随着铁路的修建和城市的现代化，盛京城的商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传统的挑担卖花逐渐被花店取代。赵德贵的孙子赵文轩，在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开设了一家名为”德馨花号”的花店，这是柳条边地区第一家专营鲜花的店铺。花店的出现，标志着卖花郎这一职业正在走向衰落。
德馨花号的规模远大于赵德贵当年的花摊。店面占地约五十平方米，门前挂着一块金字招牌，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盆和花篮，还有专门的玻璃花房，可以四季供应鲜花。赵文轩聘请了两位花匠和三名伙计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但德馨花号的成功，也意味着那些没有能力转型的小花贩们失去了生计。据民国初年的调查资料显示，到1915年，盛京城内的挑担卖花郎已从全盛时期的数百人锐减到不足五十人。许多人被迫改行，有的去种地，有的去打工，有的则离开了盛京，回到了关内。
赵德贵本人见证了卖花郎从兴盛到衰落的全过程。他活了八十六岁，直到临终前还在念叨：”花……花还没开呢……”他的孙子赵文轩跪在床边，握住他的手说：”爷爷，花开了，德馨花号的牡丹开得可好了。”赵德贵听了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
然而，卖花郎的精神却并未消失。在盛京的老人们记忆中，每当春风拂过柳条边，那一声声”芍药——菊花——”的吆喝，依然回荡在耳边。那些挑着花担的身影，穿梭在边墙的砖石之间，仿佛一朵朵行走的花，为这片苦寒的土地带来了生机与希望。
今天，当我们站在柳条边的遗址旁，或许还能闻到一缕淡淡的花香。那是百年前卖花郎留下的气息，穿越时空，依然芬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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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参考资料：**
1. 《盛京通志》，卷十二，地理志，清乾隆刻本
2. 《奉天通志》，卷五十八，职官志，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
3. 王绍棠，《边外杂记》，道光年间抄本
4. 《辽海编》，卷三，风俗篇，清光绪刻本
5. 《盛京内务府档案》，光绪朝，花税册
6. 常荣，《清代东北边疆开发研究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
7. 李文信，《奉天通志·商业志考释》，东北人民出版社，1958年
8.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《清代柳条边档案汇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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