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 柳条边事·第五篇：柳条边的四季——边墙内外的东北农事
柳条边横亘在辽沈大地上，像一条沉睡的巨蛇。它不只是一道人为的边界，更是一片经历了无数春夏秋冬的土地。在边墙的两侧，农民们遵循着最古老的农耕节奏——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——一年复一年，一代复一代。柳条边的四季，是东北大地上最朴素的生存史诗，也是清代东北边疆史中最容易被忽略、却最触动人心的篇章。
这道用柳条编织而成的边墙，从盛京（今沈阳）出发，蜿蜒向东，经开原、铁岭，穿过吉林腹地，一直延伸到珲春附近的海岸线；又从盛京向西，经法库、彰武，直达内蒙古草原的边缘。全长超过一千九百里，在地图上画出一道歪歪扭扭的弧线，像一条被风吹皱的丝带。然而，这道看似柔弱的屏障，却在大清的律法中承担着不可动摇的使命——它将满洲故地与关内隔开，将\”龙兴之地\”与\”汉人世界\”分隔开来。
但自然的力量从不理会人类的禁令。春天来了，黑土解冻；夏天到了，暴雨倾盆；秋天熟了，金黄遍野；冬天来了，冰天雪地。柳条边两侧的百姓，无论旗人还是汉人，无论边内还是边外，都在这片土地上遵循着同样的四季轮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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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一、春：黑土解冻与播种的希望
东北的春天来得晚。当关内太行山脚下的麦田已经泛起金黄、麦穗开始抽节的时候，柳条边外的土地才刚刚从长达半年的冬眠中苏醒。
\”谷雨\”前后，积雪开始消融。黑土地在春风的抚摸下渐渐解冻，露出它那深沉而肥沃的真容——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土壤之一，攥一把在手心，指尖会沾上一层油亮的黑色。老农们常说：\”这地，攥一把能出油。\”东北黑土的有机质含量高达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六，是华北平原土壤的三到五倍。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，让东北成为了中国最富饶的粮仓之一，也为后来的\”闯关东\”浪潮埋下了伏笔。
边墙外的汉人农民这时候最忙。一年的收成全看这几天的墒情——苞米（玉米）、黄豆、谷子、黍子，种下去就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。播种的时间差不了几天，早了怕冻坏种子，晚了又怕生长期不够。所以每年的春耕时节，边墙下的农户都会早早起床，赶在天亮前下到田里。
开原边门附近有个叫孙德贵的老农，种了四十年的地。他的祖父孙老栓是在乾隆年间从山东登州府逃荒过来的，父亲孙有福在道光年间学会了在边外租地。到了孙德贵这一代，已经是第三代边外人了。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：每年春耕的第一天，他都会先在自家田里种下第一棵苞米苗。种完之后，他要站在田埂上抽一袋旱烟，看着那棵嫩绿的苗在春风中摇摆，然后才转身回家，告诉全家人：\”今年能丰收。\”
这个习惯是从祖父那里传下来的。孙老栓刚逃荒来的时候，一无所有，是当地的蒙古王公把一片荒地租给了他。第一年开荒，他用了整整三个月才把一块半垧（约七亩半）荒地清理干净，种下的苞米苗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高。那年秋天，他收了不到两石粮食，勉强糊口。但从第二年开始，土地越来越熟，产量越来越高，到孙德贵这一代，家里已经拥有了一垧半的好地，养了两头牛、一群猪。孙德贵常常对村里人说：\”我爷爷来的时候，这片地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全是荒草。现在你看看，哪一块不是我们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？\”
这种仪式感背后，是对土地的敬畏和对丰收的期盼。在柳条边地区，春耕不仅仅是一项农事活动，更是一种精神寄托。
与此同时，边墙内的旗人也在忙碌——只不过他们忙的不是种地，而是\”放荒\”。所谓\”放荒\”，就是把围场里的荒地租给关外的汉人耕种，自己坐收地租。表面上，清政府的禁令严禁汉人出边垦殖；但实际上，旗人早就开始钻空子挣钱了。
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，御史庆桂上了一道奏折，弹劾盛京将军明兴\”纵容旗人私放汉人入边垦荒，以致边墙形同虚设\”。奏折中写道：\”近闻盛京各地，旗人将围场荒地私租汉人耕种，岁收租粮数万石，而国课反缺。\”这道奏折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视，下令彻查，结果查出盛京地区有三百余户旗人参与了私放荒地的勾当，涉案金额高达白银十万两。
放荒的地租通常是实物——租种一垧荒地，每年要向旗主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，少则三五斗，多则一两石。对于贫困的旗人来说，这是一笔稳定的收入；对于汉人农民来说，虽然多了一层剥削，但边外肥沃的土地依然值得冒险。孙德贵每年要交三石粮食给旗主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一年下来还能剩下五石以上，足够养活一家七八口人。
旗人这边也有自己的故事。盛京副都统府里有个名叫图赖的年轻笔帖式（满语，意为书记官），负责登记边内各旗的荒地面积和租粮数额。他每天坐在衙门的暖阁里，对着账本一笔一笔地记录，心里却在盘算着怎么把自家的份额多报几石。有一次，他的上司发现账目有出入，图赖急中生智，说是\”前年的旱灾导致产量不足，所以今年的租粮也要相应减少\”。上司想了想，觉得有理，便不再追究。图赖暗自松了口气——他多报的那几石粮食，刚好够给家里添置一套紫檀木家具。
这种\”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\”的博弈，贯穿了整个柳条边时期。禁令越是严格，暗地里的交易就越频繁。柳条边在纸面上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在现实中却成了一个漏洞百出的筛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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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二、夏：暴雨如注与巡边的艰难
东北的夏天，雨水集中而猛烈。一场暴雨下来，往往能把整片田地变成泽国。
柳条边沿线的沟壑在雨季变得极其难走。边墙本身是用柳条编织而成，埋在沟渠之中，经过春雨的浸泡，许多段的柳栅已经腐烂变形，沟渠也被雨水冲得七零八落。汛兵们想要巡边，却发现路都找不到。
《盛京通志》中记载，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春，盛京地区\”连年暴雨，边墙多处坍塌，沟渠淤塞，巡防困难\”。康熙帝随即下令进行大规模的边墙修缮工程，动用了一千多名民工，历时三个月才将东路段的边墙修复完毕。这次修缮的费用高达白银三千两，全部由盛京将军衙门承担。
在那些参与修缮的民工中，有一个叫赵铁柱的年轻人。他是从热河（今河北承德）逃荒来的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。来到边墙工地后，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，一直干到太阳落山。三个月下来，他挣了八两银子，不仅还清了欠下的债，还给家里寄回了四两。回到热河后，他用剩下的银子买了两头羊，从此过上了温饱的日子。后来，他听说边外可以自由租地，便又带着妻儿来到了柳条边外，成了开原附近的佃农。赵铁柱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——边墙的修建，间接促进了大量关内人口向东北的流动。
赵铁柱的妻子王氏是个能干的女人，到了边外之后，她不仅操持家务，还帮忙种田。有一年夏天，暴雨连下了七天七夜，赵铁柱家的田地几乎被淹没了。他急得团团转，王氏却镇定地说：\”水退了再说。地淹不死，根还在。\”果然，雨停之后，虽然庄稼倒伏了一片，但重新挺立起来的植株依然结出了饱满的果实。那一年，赵铁柱家收了六石粮食，比往年还多了两石。
雨季也是走私最频繁的时节。夏季是山货大量上市的季节——人参、鹿茸、药材、蜂蜜从深山运出来，需要穿过边门才能到达关内的市场。汛兵即便有心盘查，也力不从心——一捆柴火里可能藏着一包上等老参，一辆运草的马车底下可能夹着几根鹿茸。
放山人是夏季边关最特殊的人群。他们是一群深入老林挖参的冒险者，通常在立夏前后进山，整个夏天都在深山老林中度过。放山人的生活极其艰苦——住在简陋的窝棚里，吃的是干粮和野菜，晚上还要防备熊瞎子和野猪。但他们也知道，一旦挖到一株百年老参，换来的银子足够一家人吃穿不愁。
放山人之间有一套独特的行话和规矩。比如进山前要拜\”山神爷爷\”（即猎神），挖到参后要念\”喊山\”的咒语，不能大声喧哗以免惊跑\”参精灵\”。这些习俗虽然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，但也体现了放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。
老放山人王老根，姓王名德厚，辽宁开原人，在柳条边外的老林子里挖了三十年参。他有一句名言：\”人参是有灵性的，你敬它，它就给你好货；你欺它，它就给你烂货。\”这句话虽然是迷信的说法，但也反映了他对自然的敬畏之心。
王老根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收获，是在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的夏天。那天清晨，他和同伴张大山进山，在浑河上游的一片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一株巨大的老参——须长逾尺，芦碗密密麻麻，根形如人形。这株参被挖出来后，在沈阳的参行里卖了三百二十两银子。王老根拿到钱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给妻子买了一匹绸缎——结婚三十年，他从来没给妻子买过新衣服。他的妻子接过绸缎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，她说：\”老王啊，咱家穷了半辈子，没想到老了还能穿上绸缎。\”
边墙内的旗人在夏季还有另一项\”活动\”——围场狩猎。名义上这是皇家的军事训练和娱乐活动，但实际上，许多旗人士兵借机向越边者收取\”过路费\”。夏天的狩猎季虽然不如秋天热闹，但也是最混乱的时段——因为边外的汉人农民正在田间劳作，旗人狩猎的队伍经常与农民的耕地发生冲突。
乾隆年间，开原附近的农民就曾因旗人狩猎毁坏了大片苞米地而上告。据《开原县志》记载，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，盛京将军接到农民联名上书，控告某旗人佐领带领打手毁坏农田三十余垧。最终，这位佐领被革职查办，旗人狩猎的范围也被严格限定在指定的围场内。
这场冲突的背后，是两种生活方式的碰撞。旗人以狩猎为生，崇尚武力，视土地为皇家所有；汉人以农耕为本，勤勉务实，视土地为命根子。两种价值观在柳条边的边界线上激烈碰撞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最终只能通过一次次摩擦和妥协来维持微妙的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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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三、秋：金黄遍野与边门的繁忙
秋天是东北农民最期盼的季节，也是柳条边管理最紧张的时节。
苞米棒子成熟了，堆在院子里金灿灿一片，像一座座小金塔。谷子弯下了腰，沉甸甸的穗子在秋风中摇曳。黄豆炸开了豆荚，饱满的豆粒在阳光下闪着金光。一年的辛苦，在这个时候终于见到了回报。
边墙外的农民忙着收割、晾晒、储存。而边门前的商贩们则忙着把丰收的粮食运到关内去卖。每到秋收时节，边门前的队伍总是排得老长——有推着独轮车的农民，有赶着牛车的商贩，有牵着马匹的旅人。每个人都希望能早点过关，因为秋天的关内粮价最高。
开原威远堡边门是当时最繁忙的边门之一。每天清晨，边门前就已经排起了几十辆牛车。车上的粮食堆积如山，有苞米、有谷子、有大豆，散发着浓郁的谷物香气。商贩们一边排队，一边低声和汛兵搭话，递上一包包银元或铜钱。
汛兵这时候是\”最肥\”的时候。谁都想早点过关，所以纷纷掏出银钱打点。一些贪心的汛兵甚至故意拖延时间，逼迫商贩多交\”过路费\”。这种行为虽然违反了朝廷的法令，但在实际操作中屡禁不止。
有一个叫李福贵的商贩，从山东贩卖铁器到开原，秋天再装上粮食返回关内。他算了一笔账：从山东运一批铁锅、铁钉到开原，能赚十两银子；再从开原装粮食回山东，又能赚十五两。一趟往返，利润二十五两，扣除路上的各种\”打点费\”和税费，净赚大约十八两。十八两银子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三年的收入。李福贵每年跑三趟，一年能赚五十多两，在山东老家盖了一座三进三出的大宅院。
李福贵的成功不是偶然的。他在闯关东的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：他知道哪条路最近，哪个边门最松，哪个汛兵最好说话。有一次，他在途经广宁边门时被汛兵拦住了。那个汛兵伸手要\”买路钱\”，李福贵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小包茶叶，笑着说：\”老哥，这是我家祖传的龙井，您尝尝。\”汛兵尝了一口，连连点头，挥手让他过去了。李福贵后来对人说：\”走边门就像走江湖，光有钱不行，还得会做人。\”
秋末还有一件大事——放山人下山了。
整个夏天在深山里挖参的放山人，这时候背着沉甸甸的收获下山。他们脸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，身上带着野兽的气息，但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一株百年老参，在关内的市场上可以卖到数百两银子——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十年的收入。
放山人下山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到边门市上的参行去卖参。参行的掌柜会仔细检查每一株人参的品质，然后根据年份、大小、形状给出价格。有些经验丰富的放山人能够准确判断自己挖到的参值多少钱，不会被人坑骗。
沈阳的\”同仁参行\”是当时最有名的参行之一。掌柜陈老先生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他有一套独特的鉴别方法：先看参的芦碗密度判断年份，再看须子的粗细判断品质，最后掰开参根看断面是否洁白来判断新鲜程度。他常说：\”做参行生意，靠的不是嘴皮子，是眼力和良心。\”同仁参行在乾隆年间已经经营了六十余年，积累了丰厚的信誉，关内关外的参商都愿意把货送到这里来。
陈老先生的儿子陈明远后来继承了父业，但他比父亲更懂得做生意的门道。他不仅在国内各地开设分店，还与关外的俄罗斯商人建立了贸易往来——用中国的茶叶和丝绸换取俄罗斯的马匹和毛皮。陈明远常说：\”柳条边挡得住人，挡不住生意。只要有利可图，总有人能找到办法。\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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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四、冬：冰天雪地与守边的寂寞
东北的冬天，是真正的冬天。
气温常常降至零下二三十度，呼出的气瞬间结成冰霜，眉毛和头发上都挂满了白色的冰晶。大雪封山，道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柳条边的巡逻基本停止——不是不想巡，而是巡了也看不见一个人的脚印。
这时候，边墙两侧的人都在\”猫冬\”——躲在温暖的屋子里，烧着火炕，吃着储备的粮食，等待春天的到来。
猫冬的日子里，农民们并没有完全闲着。他们利用这段时间编筐织篓子、做土坯、修理农具，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。妇女们纺线织布，缝补衣裳，一家人围坐在火炕旁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聊着一年的收成和来年的打算。
开原附近有个叫赵大娘的女人，每到冬天就坐在火炕上纺线。她的丈夫孙德贵白天去地里修农具，她就一个人坐在炕头，一边纺线一边哼着山东老家的小调。她唱的歌里有\”正月里来正月正\”，有\”二月里刮春风\”，有\”三月里种高粱\”——这些歌谣是她从母亲那里学来的，而她的母亲又是从山东带来的。一首首小调，串联起三代人的记忆，也串联起山东和东北两个地方的文化纽带。
赵大娘的歌声在村子里很有名。每到冬天傍晚，邻居们就会聚到她家，围坐在火炕旁听她唱歌。有时候，她会讲一些山东老家的故事——黄河决堤、饥荒逃难、亲人离散。那些故事让村里的年轻人听得入迷，也让老人们红了眼眶。赵大娘常说：\”咱山东人走到哪都不怕，因为有手有脚有胆量。东北这块地好，但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，就得吃苦。\”
边墙内的旗人士兵则在营房里度过冬天。朝廷按月发放俸禄和粮饷，对他们来说，冬天反而是难得的\”假期\”。一些年轻的旗兵会聚在一起喝酒赌博、斗鸡走狗，消磨漫长的冬日时光。但也有些旗兵在冬天苦练骑射，为来年的围场狩猎做准备。
盛京（今沈阳）旗营里的年轻旗兵爱新觉罗·乌尔恭额就是一个刻苦练武的人。他的父亲是盛京副都统，家里条件优越，但他不喜欢那些吃喝玩乐的消遣。每到冬天，他就早早起床，在营房的空地上练习骑射。他的箭术在旗营里数一数二，每次秋季狩猎都能射中目标。乌尔恭额后来在嘉庆年间升任盛京将军，成为柳条边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旗人官员之一。他在任期间，曾下令整顿边墙巡防制度，增加汛兵数量，加强边门的盘查力度。
乌尔恭额的父亲曾问他：\”你一个旗人子弟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\”乌尔恭额回答：\”父亲，柳条边是大清的屏障，屏障破了，龙兴之地就危险了。我不能眼看着祖宗的基业毁在我手里。\”这番话后来被载入《盛京将军奏折》，成为清代东北边防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冬天是走私商人最头疼的季节。路被封了，货出不去，参行和皮庄都关了门。一些胆大的商人会趁大雪之夜，组织小队翻越边墙，把货物偷偷运到关内。这种\”雪夜过关\”的风险极高——一旦被发现，不仅货物会被没收，人还可能被关进大牢。
有一个叫马永福的走私商人，专门在冬天做这桩买卖。他有一支由六个伙计组成的小队，每次都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行动。他们背着人参、鹿茸、貂皮，沿着边墙外侧的沟渠悄悄行进，找到柳条栅栏最薄弱的段落，用斧头砍开一个口子，钻过去之后再翻回来，把货物藏在事先准备好的草垛里。等到第二天清晨，再从另一条路线把货物运到关内。马永福的这套\”雪夜过关\”的方法，坚持了十几年，直到嘉庆年间在一次行动中被人举报，才被官府抓获。
马永福被捕后，在狱中写下了一份自述，记录了他多年来走私的经历。这份自述后来被收录在《清代东北边疆档案》中，成为研究柳条边走私活动的重要史料。他在自述中写道：\”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想活下去。边墙里面的人吃不饱，边墙外面的人也吃不饱。我把外面的东西运进去，把里面的东西运出来，大家都有饭吃。为什么朝廷要管这么多？\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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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五、边墙内外，同一片土地的轮回
柳条边隔开了两边的人，但没能隔开四季的轮回。
无论墙里墙外，东北农民的日子都跟着节气走。春天播种，夏天忙活，秋天收获，冬天猫冬——这是关东大地上最朴素、也最坚韧的生存节奏。柳条边的禁令再严，也管不到地里的庄稼；边门的关卡再密，也挡不住人们对土地的眷恋。
农民们用最笨拙也最执着的方式，回应着这道人为的屏障——他们就在这里，种地、生娃、老去。不管朝代如何更迭、禁令如何变化，他们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扎根。
孙德贵的儿子孙有志，在道光年间出生。他没有离开过开原边门外的土地，一辈子种了五十年的地。他的孙子孙富贵，则在光绪年间迎来了更大的世界——那时候，越来越多的山东人涌入东北，孙富贵跟着家族搬到了吉林的松花江畔，在那里开垦了上百亩荒地。从孙老栓到孙德贵，再到孙有志、孙富贵，四代人，一百多年，一个家族的命运与柳条边的兴衰紧密相连。
孙富贵在松花江畔的垦荒经历，代表了那个时代无数移民的命运。光绪初年，清政府开始放宽对东北的限制，允许汉人出边垦殖。孙富贵抓住这个机会，带着全家搬到了松花江南岸。那里的土地比开原更加肥沃，但也更加荒凉——到处都是原始的森林和沼泽，开垦的难度极大。孙富贵用了整整五年时间，才把一片三百亩的荒地变成了良田。到1890年代，他已经成了当地的大户，家里有五垧好地、三头牛、二十多只羊。
而柳条边本身，也在这四季的轮回中逐渐老去。柳条腐朽了，沟渠淤塞了，边墙倒塌了。它曾经是一道不可逾越的边界，最终却变成了一片无人问津的废墟。
柳条边的衰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到了道光年间，边墙的维护已经名存实亡。很多地方的柳条栅栏只剩下半截，沟渠被杂草和淤泥填满，汛兵的数量也大幅减少。据《清实录》记载，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盛京地区的边墙巡检制度已经\”形同虚设，巡查之兵十不存一\”。这意味着，柳条边在物理上已经失去了屏障的功能，但它作为一道政治符号，依然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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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结语
柳条边的故事不只是帝王将相的故事，更是无数普通人的故事。那些在边墙根底下种地的农民，那些在深山里放山的挖参人，那些在边门前后做买卖的商贩——他们是柳条边真正的主角。
孙德贵站在田埂上抽烟的身影，王老根背着老参下山的脚步，李福贵赶着牛车过边门的吆喝声，赵大娘坐在火炕上纺线的歌声——这些画面，构成了柳条边最真实的底色。他们的四季，是东北大地上最动人的风景。春天黑土解冻时的泥土芬芳，夏天暴雨过后田野里的蛙鸣虫叫，秋天金黄遍野时的丰收喜悦，冬天冰天雪地里的炉火温暖——这些记忆，穿越了数百年的时光，依然在辽沈大地的乡野间回响。
柳条边消失了，但那些在边墙内外耕耘、跋涉、坚守的人们，他们的故事永远不会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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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参考资料：**
1. 《盛京通志》，清代官修地方志，载有边墙修缮与汛兵记载
2. 杨余练，《柳条边研究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系统梳理了柳条边的历史沿革
3. 刘小萌，《清代东北农业开发史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详细论述了东北农业的发展历程
4. 王家楫，《中国东北林业史》，农业出版社，记录了东北林业开发和放山人的历史
5. 《开原县志》，民国版，载有边门市集市和农业生产的详细记载
6. 富育光，《满族农业生产习俗研究》，《民族研究》1990年第2期，探讨了满族农业文化
7. 金振洲，《东北气候与农业》，气象出版社，分析了东北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
8. 王振忠，《闯关东移民与东北农业开发》，《历史地理》第18辑，研究了移民与农业的关系
9.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，《清代盛京将军奏折汇编》，收录了大量关于柳条边管理的官方文书
10.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，《东北民间文学集成》，收录了大量放山人和边民的口头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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