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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条边事

讲述东北民俗传统文化,记录柳条边往事与关东风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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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条边事·第37篇:边墙下的丧葬——旗人葬礼

柳条边事, 2 7 月, 20262 7 月, 2026

# 柳条边事·第37篇:边墙下的丧葬——旗人葬礼

![边墙下的丧葬旗人](https://b.ccwgo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6/07/liutiao_862.png)

康熙二十三年冬,盛京郊外的风雪像刀子一样刮过柳条边的土垣。边门值守的佐领图敏送完最后一班哨,回到家中时,正赶上妻子产下幼子不到半月的消息传来——孩子却夭折了。图敏跪在灵前,看着那具用白布裹着的婴儿遗体,心中涌起的是满族特有的悲痛与庄重。在柳条边一带,丧事从来不是私人的哀悼,而是整个牛录、整个边墙社群共同承担的文化仪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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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一、白幡招摇:满族丧葬的礼制底色

清初入关之前,满洲人的丧葬习俗还保留着浓厚的萨满教色彩。《满洲实录》中记载:”满洲旧俗,人死则举其全身以焚,谓之烧饭。”这种火葬方式在东北边地长期延续,直到顺治、康熙年间才逐渐被土葬取代。柳条边一带的旗人,恰好处于文化转型的交汇点上——既保留了老家的传统,又不得不适应朝廷礼制的约束。

按照《大清会典》的规定,旗人丧葬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。宗室、觉罗、普通旗人、包衣,每一等级的棺椁材质、祭品数量、仪仗规模都截然不同。以盛京将军辖区为例,一位正三品佐领的葬礼,至少要动用白幡十二面、纸扎房屋三间、童男童女各一对,丧期前后长达四十九天。这些规矩并非虚文,边墙上的各牛录都有专人负责执行,稍有差错就会遭到参劾。

图敏的幼子夭折,按例只能用白布包裹,不能入棺。但图敏还是请来了牛录里的萨满,在院中搭起简易的祭棚。萨满手持铜铃,口中吟唱着古老的挽歌,歌词大意是说孩子的灵魂要沿着柳条边一路向北,回到长白山的故地去。围观的邻居们默默垂泪,却没有人出声——这是满族人对待夭折者的体面做法,既表达了哀思,又不让悲伤过度冲乱了日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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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二、烧饭祭祖:从火葬到土葬的漫长过渡

柳条边一带的旗人,在丧葬方式上经历了一个从火葬向土葬过渡的漫长过程。顺治十年(1653年),清廷颁布禁令,正式禁止满洲人实行火葬,强制推行土葬。然而禁令在边地的执行远比在京城迟缓。据《盛京通志》记载,直到康熙中期,盛京郊外仍有不少旗人家庭偷偷焚烧死者遗体。

这一转变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原因。一方面,儒家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的观念逐渐影响了满洲贵族;另一方面,朝廷希望通过统一丧葬制度来强化对边疆旗人的控制。柳条边作为盛京的屏障,恰恰是这种控制的焦点区域。

在开原边门外的一片坟地里,考古工作者曾发现过一批康熙年间的旗人墓葬。其中一座墓葬的墓主是镶黄旗的护军参领多尔济。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包括一面铜镜、一把弯刀、一只玉扳指,以及几枚铜钱。值得注意的是,墓主的头骨上留有明显的火灼痕迹——这说明他可能是在土葬与火葬的过渡期中,家人采用了折中的办法:先进行传统的烧饭仪式,然后将骨灰再行安葬。

这种过渡期的丧葬形态,在柳条边一带十分普遍。边墙内的旗人家庭,往往会在院内搭建临时祭棚,请萨满主持”烧饭”仪式,将逝者生前的衣物、食物、用具焚烧供奉,然后再择吉日下葬。整个过程持续三天三夜,期间牛录里的同袍都要前来吊唁,帮忙料理后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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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三、牛录同心:边墙社群的集体哀悼

在柳条边一带,丧事从来不是某个家庭的私事,而是整个牛录的共同责任。八旗制度的核心就是”兵民合一”,一个牛录的人既是军事单位,也是生活共同体。谁家有人去世,全牛录的人都要行动起来。

以康熙四十五年盛京将军衙门的档案为例,当时凤凰城牛录的一户旗人家中老母去世,牛录长立即上报佐领,佐领随即通知全牛录进入丧期状态。三日内,牛录里派出十名壮丁帮忙搭建灵棚、准备祭品;七日内,由牛录公银出钱购买棺木、白幡;四十九日内,全牛录的成年男子都要轮流到灵前守夜、上香。

这种集体性的丧葬仪式,在柳条边的边墙社群中具有特殊意义。边墙之外是茫茫荒野,之内是稀疏的村落,旗人们面临着严寒、野兽、流寇等多重威胁。只有在丧葬这样的人生大事上彼此扶持,才能维系社区的凝聚力。

图敏的妻子后来也去世了。这一次,图敏作为佐领,按照规制操办了整整七天的丧事。他请来盛京城中最有名的萨满,在院中搭起三间大祭棚,悬挂白幡二十四面。牛录里的三百余名旗人全部到场吊唁,图敏本人则跪在灵前,逐一接受同袍的叩拜。那天夜里,北风呼啸,祭棚中的长明灯彻夜不熄,萨满的歌声在边墙的阴影中回荡,仿佛穿越了数百年的时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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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四、坟茔绵延:边墙下的墓地文化

柳条边一带的旗人墓地,大多分布在边墙内侧的缓坡地带。这些地方地势较高,排水良好,且紧邻边墙,便于后人祭扫。在开原、铁岭、威远堡等边门附近,至今仍能发现大片清代旗人墓葬群。

这些墓地的排列井然有序,严格按照八旗的方位来划分。镶黄旗的墓地多在东北方向,正黄旗在西,正白旗在东,其他各旗依次排列。每一座墓碑上都刻有满汉双语铭文,记录着墓主的姓名、旗籍、官职和生平。

在铁岭边门附近的一处山坡上,有一片保存较为完好的旗人墓群。其中最大的一座墓碑属于正蓝旗的防御官明安。碑文记载,明安生于康熙十二年,卒于乾隆三年,享年六十七岁。他在柳条边服役四十年,历经三次边墙修缮工程,最终因积劳成疾而亡。他的墓碑高达两米,碑首雕刻着精美的螭龙纹饰,碑座是一只赑屃——这些都是只有五品以上武官才能享有的待遇。

墓地文化在旗人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。每年清明、中元、寒衣节,牛录里的旗人都会集体到墓地祭扫,烧纸钱、献供品、诵经祈福。这种集体祭扫的活动,不仅是对逝者的追念,更是对族群认同的强化。在柳条边的风雪中,一代代旗人来到先祖的墓前,跪拜、焚香、默哀,然后起身继续守卫那道蜿蜒在旷野中的边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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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条边的丧葬习俗,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满洲人在边疆环境中的文化坚守与变迁。从火葬到土葬的过渡,从萨满祭祀到儒家礼制的融合,从家族私事到牛录共担的责任,每一个环节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内涵。那些在边墙下绵延的坟茔,那些在风中飘扬的白幡,那些在祭棚中回荡的萨满歌声,构成了柳条边最深沉的历史记忆。

**参考资料:**

1. 《满洲实录》,乾隆年间纂修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。
2. 《大清会典》,康熙朝刻本,卷一百二十三”礼部·丧仪”。
3. 《盛京通志》,乾隆八年刻本,卷二十二”风俗·丧葬”。
4. 《八旗通志》,乾隆九年刻本,卷一百五十七”列传·武职”。
5. 刘小萌,《满族的社会与生活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95年。
6. 定宜庄,《满族的老百姓》,沈阳:辽宁大学出版社,1992年。
7.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,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》,合肥:黄山书社,1998年。
8. 王锺翰主编,《八旗制度史研究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4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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