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 柳条边事·第65篇：边墙下的说书人
在清代柳条边沿线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寒风呼啸穿过苇草搭成的篱笆墙时，总有一些地方会亮起昏黄的灯火。那是边墙脚下的茶棚、野店或是临时搭起的草台子，里面坐满了来自关内的移民和当地的驻防兵丁。台上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说书人醒木一拍，扯开嗓子便开始了他的表演：”话说那关外千里雪原，有一好汉名叫……”这便是柳条边地区最生动的文化景观——说书人的江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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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一、边墙脚下的茶棚书场
柳条边沿线的说书活动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。当时，大批山东、河北移民沿着边墙脚下的官道涌入关外，他们在途中歇脚的驿站、茶棚里，自然带去了各自家乡的曲艺传统。而边墙沿线作为连接盛京与内地的交通要道，成为了各种说书艺术交汇融合的天然舞台。
据《奉天通志》记载，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，在铁岭至沈阳之间的官道上，已有十余处固定的说书场所。这些场所大多设在路边的茶棚或客栈中，规模不大，能容纳二三十人便已算是热闹。说书人多为流动艺人，从关内一路唱到关外，沿途靠说书换取食宿和微薄报酬。
边墙沿线的说书活动有着鲜明的季节性特征。春季开冻之后，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，说书活动也日渐活跃。夏季则是说书人的黄金季节，天气暖和，行人众多，茶棚里常常座无虚席。秋季收获时节，边墙一带的集市最为繁华，说书人的收入也达到了一年中的高峰。到了冬季，严寒大雪封路，说书活动便大幅减少，许多说书人只能回到关内老家过冬，等到来年开春再返回边墙一带。
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冬天，一位名叫马永泰的说书人在开原城外的一家茶棚中说书。那天大雪纷飞，寒风刺骨，茶棚里却挤满了人。马永泰讲的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”赤壁之战”。他一边说一边比划，时而模仿周瑜的儒雅从容，时而学曹操的狂傲不羁，引得满堂喝彩。棚主老李头是个退伍老兵，听得入了迷，不知不觉间喝完了三碗热茶。散场后，老李头塞给马永泰两个冻硬的馒头和一碗热粥，说：”先生辛苦了，路上当心。”马永泰千恩万谢地接过食物，裹紧破旧的棉袍，消失在茫茫风雪之中。
这种在风雪中跋涉的说书人，在柳条边沿线比比皆是。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”名家”，大多数都是走投无路、以说书为生的人。但他们却用自己的方式，为边墙一带的百姓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和精神慰藉。
在盛京（沈阳）城内，说书活动则更加繁荣。沈阳作为盛京将军的驻地，人口密集，商业发达，城内有许多固定的书场。据《沈阳县志》记载，乾隆年间，沈阳城内至少有七八处较大的书场，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中街附近的”聚贤堂”。聚贤堂的书场由一位姓钱的商人创办，场地宽敞，可容纳上百人。每到周末，书场内人声鼎沸，说书人讲的曲目也从传统的《三国》《水浒》扩展到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等新近流行的小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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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二、荒腔走板的边墙书韵
与关内城市中的专业书场不同，柳条边沿线的说书活动有着鲜明的草根特色。这里的说书人大多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，他们的表演往往”荒腔走板”——音不准、调不对、节奏乱，但却有一种粗犷质朴的生命力。
这种”荒腔走板”的风格，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。首先，边墙一带的说书人多为移民中的业余爱好者，他们白天干活，晚上说书，根本没有时间进行专业训练。其次，边墙地区的语言环境复杂，山东话、河北话、东北方言交织在一起，说书人为了适应不同听众，常常在语言上做出调整，导致口音混杂、腔调不一。再次，说书场所简陋，没有专业的音响设备，说书人只能凭嗓门喊，久而久之形成了高亢激越的表演风格。
尽管如此，这种粗犷的风格反而成为了边墙说书的独特魅力所在。一位名叫赵德厚的老说书人曾在晚年回忆：”我在边墙上说了四十年的书，从来没人教过我什么唱腔板式。我就是凭着心里的那股劲儿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。听众们爱听，我就接着往下说。你说这是荒腔走板也好，是别出心裁也罢，反正我这辈子就吃这碗饭。”
赵德厚是新民厅人，生于道光末年，自幼酷爱说书。他没有拜过任何名师，全靠自学和观摩其他说书人的表演来积累经验。他的说书风格粗犷豪放，善于运用东北方言，把原本属于中原的故事讲得充满了关外的味道。他讲《水浒传》中的”武松打虎”时，把老虎形容成”跟一头黑熊似的”，把景阳冈说成”咱这嘎达的荒山”，引得听众捧腹大笑。
除了赵德厚，边墙一带还有许多著名的草根说书人。在新民厅一带，有一位名叫孙桂兰的女说书人，在当时颇有名气。孙桂兰原是山东人，随丈夫闯关东来到奉天府。丈夫早逝后，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，靠说书维持生计。她的说书风格细腻婉转，尤其擅长讲《红楼梦》和《西厢记》中的爱情故事。在那个保守的年代，一个女子公开说书本身就是一件大胆的事情，但孙桂兰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勇气，在新民一带赢得了广泛的尊重。
孙桂兰最著名的一次说书，是在光绪十五年的元宵节。那天晚上，新民城的广场上搭起了一个临时的草台子，各路说书人都赶来献艺。孙桂兰讲的是《黛玉葬花》，她声音哽咽，情真意切，讲到”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”时，台下不少女听众都流下了眼泪。据说连新民的知县夫人也专程赶来听书，事后派人送来一匹绸缎作为赏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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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三、经典书目与边民心声
柳条边沿线的说书内容，虽然以传统演义为主，但在流传过程中也逐渐融入了本地的元素。许多说书人在讲述经典故事时，会不自觉地将边墙地区的风土人情融入其中，使得原本发生在中原的故事染上了浓郁的关外色彩。
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《水浒传》在边墙一带的演绎。由于闯关东的移民中有很多是因官府压迫而被迫离乡的人，他们听《水浒传》时格外感同身受。说书人在讲述”林冲雪夜上梁山”这一回时，往往会加入自己的发挥，将林冲的遭遇与边墙移民的经历联系起来。有说书人甚至改编了结局，让林冲不仅上了梁山，还带领一群好汉北上抗清，保家卫国。
《三国演义》同样是边墙一带最受欢迎的书目之一。关羽的忠义、诸葛亮的智慧、赵云的勇猛，这些英雄形象深深打动了无数移民的心。特别是在边墙沿线的驻防兵丁中，三国故事更是广为流传。许多兵丁在值夜班时，会请路过的说书人来营帐中讲一段《三国》，以此消遣时光、鼓舞士气。
在开原城的驻防旗营中，有一位名叫乌尔衮的章京（军官），他酷爱听《三国》。每天傍晚交班之后，他总会邀请路过的说书人到营帐中讲一段”三顾茅庐”或”空城计”。据《开原驻防志》记载，乌尔衮听书时极为专注，常常听得废寝忘食。有一次讲到”诸葛亮七擒孟获”时，他竟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大声喝彩，惊动了整个军营。
除此之外，《杨家将》《岳传》等忠烈故事也在边墙一带深受欢迎。这些故事所传达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，与满洲驻防兵的忠君思想不谋而合，因此在边墙沿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边墙一带的说书活动还催生了一些本土化的书目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《边墙英雄传》。这是一部专门讲述边墙沿线英雄事迹的说书作品，内容涉及移民垦荒、抵御匪患、抗击沙俄等多个方面。据传，这部书目的最初创作者是一位名叫张德发的说书人。张德发原籍河北，年轻时曾参加过抗击沙俄的战争，亲眼目睹了宁古塔（今黑龙江宁安）一带清军与沙俄军队的激战。退役后，他来到边墙一带以说书为生，将当年的战斗经历编成了说书曲目。
《边墙英雄传》中有一段讲述宁古塔之战的内容，至今仍在东北民间流传。张德发在说这段故事时，总是声泪俱下。他描述清军将士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与沙俄军队激战的情景，说那些战士”浑身结满了冰霜，手中的长枪都冻在了肉里，拔都拔不下来，可没有一个后退的”。每次讲到这儿，台下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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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四、说书人的衰落与传承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进入二十世纪后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，柳条边沿线的说书文化逐渐走向衰落。一方面，柳条边在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正式废除，边墙沿线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传统的说书受众群体逐渐分散。另一方面，新式娱乐方式的兴起，如电影、广播等，对传统的说书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
民国初年，新民厅一带的说书活动已经大不如前。据当地老人回忆，到了一九二〇年代，整个新民城只剩下两三个说书人还在坚持演出，而且听众越来越少。许多年轻的说书人转行做了其他营生，老一辈的说书人也渐渐老去，无人继承他们的技艺。
孙桂兰的后人曾回忆说，她的孙女孙秀英在二十世纪初也曾学过说书，但后来因为时局动荡，说书行当日益萧条，最终改行做了裁缝。孙秀英临终前曾对女儿说：”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把奶奶的说书手艺传下去。那时候听书的人那么多，现在谁还听啊。”
但是，说书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。它以另一种形式在东北农村延续了下来。在一些偏远村庄，逢年过节时仍然会有人说书唱戏，虽然形式上已经与传统的说书有所不同，但那种粗犷质朴的艺术风格依然保留着。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，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柳条边沿线的说书文化。他们走访了仅存的老说书人，录制了大量珍贵的录音资料，整理出版了多部关于边墙说书的专著。这些工作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1985年，辽宁省文化部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曲艺普查，调查人员在新民市发现了一位九十二岁的老说书人——赵德厚的孙子赵建国。赵建国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说起书来依然中气十足。他当场为调查人员表演了一段《三国演义》中的”桃园三结义”，声音洪亮，气势磅礴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叹。这段表演后来被收录进《辽宁民间曲艺集成》，成为研究边墙说书文化的珍贵资料。
今天，当我们站在柳条边的遗址上，仿佛还能听到那些荒腔走板的说书声在风中回荡。那是移民们在异乡的夜晚中寻求慰藉的声音，是边墙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一段旋律。说书人的江湖虽然已经远去，但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，依然在东北大地上生生不息。
柳条边早已不复存在，但那些在边墙下说书的身影，却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卷之中。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，讲述着最动人的故事，传递着最真挚的情感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说书人就是边墙一带百姓的精神食粮。他们用醒木拍出的每一声脆响，都像是在告诉我们：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只要还有人愿意讲故事，这个世界就总有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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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参考资料
1. 《奉天通志》，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铅印本
2. 《沈阳县志》，沈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1998年
3. 《开原驻防志》，清光绪年间刻本
4. 《开原县志》，清光绪年间刻本
5. 周玉鹏，《清代东北曲艺研究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
6. 刘小萌，《柳条边与清代东北开发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2年
7. 富察明恩，《满汉文化交流与东北曲艺》，民族出版社，2008年
8. 张士闪，《中国说书艺术史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6年
9. 王春泉，《闯关东文化与民间艺术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
10. 《辽宁民间曲艺集成》，辽宁省文化厅编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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