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
柳条边吉林边门外的章家窝棚，飘起了第一场雪。雪粒子打在边墙上，簌簌作响，像是有人在墙头上撒沙子。
卯时刚过，天还黑着，一声吆喝就把章家窝棚从睡梦里扯了出来。
“吹糖人嘞——糖人儿——”
喊声从屯子西头滚过来，惊得几只麻雀从老榆树上扑棱棱飞起。卖豆腐的周寡妇正要挑担子出门，听见这一声，手里的扁担差点掉在地上。
“哎呀妈呀，老孙头又来了！”
这”老孙头”，就是孙大嘴。
孙大嘴本名孙德厚，六十出头，祖籍山东莱州府，闯关东闯了三代人，到他这儿，根就扎在柳条边外了。光绪十八年他从老家出来时，还是个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，挑着一副糖人挑子，从山海关一直走到吉林边门外。走了小半年，鞋底磨穿了三双。
如今他老了，腿脚不利索了，但每年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，他还是要挑着挑子，沿着柳条边走村串屯，给边墙外的庄稼人吹糖人。
“这叫’祭灶送福’！”孙大嘴自己说的，”糖是甜的，嘴是甜的，灶王爷上天言好事，就得吃我这糖人儿！”
这话传了三代，边墙外的人信。
二
孙大嘴的挑子，是一副老挑子。
柳条编的筐，外头糊了一层红纸，红纸已经褪了色，泛着一种说不清的粉，像是被日子泡软了。挑子一头是个小风炉，炭火烧得旺旺的；一头是个木盒子，盒子里头垫着棉布，棉布下头是糖稀。
糖稀是他自己熬的。
白砂糖加麦芽糖，铜锅里熬，熬到拉丝不断，滴在石板上能成珠子，就成了。这手艺传了三代，从他爷爷那辈就开始熬糖。
“糖稀讲究个火候，”孙大嘴说，”火大了发苦，火小了发嫩，发嫩了吹不起来。老辈人讲，熬糖就跟做人一样，得有耐心。”
他还带着一把小剪刀，几根细竹签，一块抹了油的大理石板。这大理石板跟了他五十年，磨得光可鉴人，照得出人影。
三
辰时刚过，孙大嘴的挑子就摆到了章家窝棚的老榆树下。
老榆树底下，已经围了一圈孩子。
孩子们穿着花棉袄、棉裤，脸蛋冻得通红，鼻涕拉得老长，眼巴巴地看着孙大嘴。
孙大嘴不急。
他先不紧不慢地从挑子里拿出小风炉，点上炭火，架上铜锅。然后拿出一小块糖稀，用手心搓了搓，搓软了，放进嘴里含了一会儿。
“吹糖人讲究个嘴皮子功夫，”他说，”我这嘴，跟了糖人五十年了。”
说完，他从木盒子里拿出一根细竹签，挑了一小块温热的糖稀，放在手心里搓圆，然后拉出一根细细的糖管子。
“看好了啊！”
他把糖管子放在嘴里，腮帮子一鼓，气就吹了进去。那糖稀像是活了一样，在他手里膨胀起来。
一口，吹成了个圆球。
两口，拉出了长脖子。
三口，捏出了两个小耳朵。
四口，剪出了四条小短腿。
“这是啥？”孙大嘴故意问。
孩子们齐声喊：”耗子！老鼠！”
“对喽！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，耗子也跟着上天！”孙大嘴眯着眼睛笑，”吃了我这糖耗子，来年你家粮食满仓！”
四
章家窝棚的孩子们，最盼望的就是这一天。
老孙头的糖人，有讲究。
他说，糖人分三等：上等是仙鹤、麒麟、龙凤，这些是给大户人家吹的；中等是十二生肖，老百姓家孩子买；下等是鸡鸭鹅、猪马牛，那是给穷苦人家哄孩子的。
但他不分贵贱。
“到我这挑子前头，都是孩子，”他说，”孩子眼里没有贵贱，糖人也没有贵贱。一块糖，捏个啥就是啥，捏啥都甜。”
章家窝棚的孩子们，一年就盼这一天。
他们没有爹的多。
闯关东的男人，十个里头有三个回不来。有的被胡子（土匪）黑了，有的进了深山老林打围（打猎）再没出来，有的去金矿挖金子，金子没挖到，人倒埋在了山沟里。
留下来的女人，拉扯着孩子，守着边墙外的二亩薄地，一年到头，年底能给孩子买块糖的都是大户。
孙大嘴的糖人，是孩子们一年到头唯一的甜。
五
晌午的时候，孙大嘴已经吹了四十多个糖人。
手指头冻得发僵，腮帮子也酸了，但他不停。
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冻得硬邦邦的干饼子，就着雪水啃了几口，垫垫肚子。
“老孙头，你也歇歇吧！”周寡妇端了一碗热水过来，”喝口热水，暖暖身子。”
“不歇，不歇，”孙大嘴摆摆手，”孩子们等着呢。”
他挑子前头，还排着十几个孩子。
有个小姑娘，穿着一件露着棉花的破棉袄，手里攥着两个铜板，眼巴巴地看着他。
“老爷爷，我要那个。”小姑娘指着糖人模子里最大的一个——一条龙。
“这……”孙大嘴愣了一下。
那龙是模子糖，是用模子压出来的，不是吹的。压出来的龙五文钱一个，吹出来的耗子两文钱一个。
小姑娘手里的钱，够买两个耗子，买不起龙。
“你想要龙？”
“嗯。”小姑娘点点头，”我爹说，娘病了，等娘好了，我要给娘买条龙。”
孙大嘴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
他没说话，从挑子里拿出一块糖稀，搓了搓，拉了拉，吹了起来。
一口——龙头。
两口——龙身。
三口——龙爪。
四口——龙尾。
一条活灵活现的糖龙，出现在他手心里。
“拿去吧。”他把糖龙递给小姑娘，”不要钱。”
“老爷爷，这……”小姑娘愣住了。
“不要钱，”孙大嘴笑了，”回去告诉你娘，吃了这条龙，病就好了。”
六
孙大嘴自己是没有孩子的。
闯关东的时候，他媳妇难产，死在了路上，母子都没保住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没娶过。一个人，一把挑子，走遍了柳条边外的村村屯屯。
他说，他的孩子，就是柳条边外所有的孩子。
“我这糖人啊，”他常跟人说，”就是给孩子们吹的。给孩子们吹一口甜，让他们记得，边墙外还有我这老头子。”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孙大嘴的挑子空了。
糖稀用完了，风炉也灭了。他收拾好挑子，蹲在老榆树下抽了一袋烟，看着远处灰蒙蒙的柳条边。
“老孙头，明年你还来不？”有孩子问。
“来，”他磕了磕烟袋锅子，”明年我还来。”
“后年呢？”
“后年也来。”
“大后年呢？”
孙大嘴笑了笑，摸了摸孩子的头。
“只要我这老胳膊老腿还能动，爷爷就来。”
七
第二年春天，孙大嘴没能来。
他死在了吉林边门外的一间破庙里。
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一根竹签。
边墙外的人们后来才知道，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孙大嘴从章家窝棚回去的路上，遇上了一场白毛风。白毛风是东北最凶的天气，大雪裹着大风，能把人和牲口一起埋了。
他是被冻死的。
章家窝棚的人们把他葬在了老榆树旁边。
那棵老榆树，第二年春天，枝头开满了榆树钱。
人们说，那是孙大嘴的糖人。
又过了许多年，章家窝棚没了，老榆树也没了，柳条边也只剩下了几段土墙。
但人们还记得，每年腊月二十三，边墙外那个吹糖人的老孙头，挑着挑子，沿着柳条边，走村串屯。
他的糖人，是柳条边外最甜的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