奉天往北走，过了铁岭再往东，有个地方叫柳条边墙的旧豁口。豁口外头原是蒙古王公的牧场，清末放了垦，汉人来了一拨，闯关东的山东人和河北人占了多半，盖起一溜土房，慢慢聚成了屯子。屯子没有正经名字，外头人叫它”墙外屯”，本地人只叫”屯里”。
屯里老户分东西两院，西院姓赵，东院姓孙，两家共用一道石头院墙。墙不高，墙头种了一排沙果树，开春白花，秋后红果，两家的孩子年年都翻墙去摘。
出事那年，是民国二十年的秋天。
那年雨水大，沙果结得格外稠。九月十二夜里，月亮贼亮，照得院里像铺了一层霜。赵家的老二赵福生，刚满十八，半夜睡不着，披件褂子出来撒尿。一推门，正瞧见墙头上趴着个人。
那人穿一身红衣裳，脑袋探过墙头，正往东院里瞅。
赵福生吓了一跳，尿也憋回去了。定睛一看，是个女人，红袄红裤，头发黑漆漆地披在肩上，月光底下脸白得跟纸似的。她没动，就那么趴在墙头，像是从墙那边爬过来的一只猫。
赵福生那时候血气方刚，也没多想，抄起门后头的顶门杠子，蹑手蹑脚走过去。走到离墙头还有七八步远，那红衣女人忽然转过头来，朝他笑了一下。
那笑没什么动静，嘴角往两边一咧，眼睛却没跟着弯。赵福生心里咯噔一下，脚步就停了。
红衣女人也不说话，抬起一只胳膊，冲他招了招。
赵福生愣了片刻，再看，墙头上空了。
他举着杠子绕到墙根底下，墙外头是沙果树园子，月光照得清清楚楚，连个脚印都没有。
回到屋里，他把事跟爹赵老疙瘩说了。赵老疙瘩是个闷人，听完半天没吭声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”别跟东院说。”赵福生问为啥，赵老疙瘩瞪了他一眼：”说了也没用，他们家那灯，亮了不是一年两年了。”
东院孙家，院子里常年搁着一盏灯。
说是灯，其实就是个粗瓷碗，碗里倒了小半下豆油，伸进一根棉花捻子。孙家人口多，三代同堂，按理说夜里院里该黑得结实，偏偏那碗灯没人点，白天不亮，夜里也不亮，可孙家的人都说，每天鸡叫前后，那灯芯子是湿的，油碗边上有一道细细的水印，像是被什么东西舔过。
孙家老太太活着的时候，跟西院赵老疙瘩的娘私下说过一回。她说那灯里头住着个”灯婆”，是个讨饭来的女人，那年大旱，饿死在屯外头的荒草甸子上，孙家老太太的婆婆心善，刨了个坑把人埋了。从那以后，孙家院里就有了这盏灯。
“她不祸害人，就是夜里出来坐坐。”孙家老太太说，”你看见她了，给她让个道，别吱声，她自己就走了。”
赵福生那年才十七，没听过这话，他爹赵老疙瘩也没跟他说。如今听他爹这么一讲，后脊梁一阵发凉。
第二天一早，赵福生偷偷扒着墙头往东院看。那碗粗瓷灯搁在窗台底下，碗里的豆油已经见了底，灯芯子黑乎乎地趴在油里。他正看，忽然身后有人拍了他一下。
回头一看，是东院的孙家老大，孙福堂。
孙福堂比他大两岁，平日里话不多，见面只点个头。这天他脸色发灰，眼圈底下两团青，眼神里头有种说不清的东西。他冲赵福生招招手，压低声音说：”福生哥，你昨晚也看见了？”
赵福生一愣：”你也看见了？”
孙福堂苦笑一下：”我从小就能看见。我奶活着的时候说，那是我奶的婆婆埋下的。她白天不出来，一到月亮大的夜里，就趴在墙头看咱们院里的人。看了几十年了。”
“她到底是谁？”
“我奶说，是个外乡来的女人，逃荒逃到这儿，身上还穿着出嫁的红衣裳。走到墙外头的草甸子上，饿死了。我太奶奶把她埋了，坟就在墙外头沙果树底下。”
孙福堂指了指墙外头那片果园子。赵福生顺着手指看过去，月亮地底下，那排沙果树底下，影影绰绰，似乎立着一块小石碑，天太暗，看不真切。
两人正说着，赵老疙瘩从屋里出来，咳嗽了一声。孙福堂立刻收了声，朝赵福生使了个眼色，跳下墙头回了东院。
那年的秋天，赵福生心里一直别扭。他不敢夜里出门，连撒尿都在屋里用夜壶。可他爹赵老疙瘩不让说这事，也不让再去扒墙头。
到了九月底，有一天下大雨。雨下了整整一夜，屯里的土路都成了泥河。第二天早上雨停了，赵福生出门去看沙果树——他惦记那些果子，趁雨后没人摘。
走到墙根底下，他愣住了。
墙外头那片沙果树底下，那块小石碑前头，跪着一个人。
是个女人，红衣裳，头发披散着，正低着头，对着石碑哭。
哭声没有，可那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分明是在哭。
赵福生腿一软，靠在了墙上。
那红衣女人听见动静，缓缓转过头来。赵福生这次看清了她的脸——瓜子脸，眉眼清秀，嘴角带着一点血色的红，像活人，又不太像活人。
她看了看赵福生，没说话，又低下头去，对着石碑磕了一个头。
磕完头，她站起身，绕到墙根底下，贴着墙根慢慢往东院的方向走。赵福生大气都不敢出，眼睁睁看着她走到东院窗台底下，钻进了那盏粗瓷灯里。
灯没亮，可灯芯子轻轻晃了一下。
赵福生跑回家，跟他爹把事说了。赵老疙瘩这回没再瞒他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”那是孙家的灯婆。你太奶奶那一辈就讲，墙外头沙果树底下埋着个外乡来的女人，穿红衣裳，死了没人收尸，是孙家太奶奶埋的。从那以后，孙家院里就有了灯。”
“她到底是什么？是鬼？是狐？”
赵老疙瘩摇摇头：”老辈人讲不清。只说她不祸害人，就是夜里出来坐坐，看一看孙家的人。有人说她是讨封，有人说她是借气儿，也有人说她就是那盏灯的魂儿。”
赵福生问：”那她为啥趴在墙头看咱家？”
赵老疙瘩愣了一下，半天才说：”大概……咱们院里，也有人她认识。”
这话赵福生琢磨了好多年，也没琢磨明白。
后来民国二十年冬天，赵老疙瘩得了一场大病，没熬过年关，走了。再后来赵福生娶了媳妇，分了家，搬出了西院。再后来屯里的人越来越少，年轻人都往城里去，土房拆了一茬又一茬，那道石头院墙也早就不在了。
再后来有人问起东院那盏灯，孙家的人只是笑笑，不肯多说。
只有那排沙果树还在。每年秋后，果子熟透，红彤彤挂满枝头，风一吹，扑簌簌落一地。没人知道树下头还埋着谁，也没人知道那盏灯还在不在。
只是每年月亮大的夜里，从屯外头走过的人，偶尔会瞧见墙根底下——如今墙早没了，可那位置还在——蹲着一个穿红衣裳的女人，低着头，对着一片空地，呜呜地哭。
哭声没有，肩膀却在一耸一耸的。
等走近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老乡们不愿多说。只说那地方，从前是孙家的院子，院里从前有一盏灯。
灯里住着一个女人。
没人知道她是谁，也没人知道她从哪儿来。
至今没人能说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