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腊月刚起头，吉林边墙外头雪就齐了胯骨。
柳条边走到伊通州这一段，墙高不到一人头，枯柳桩子让雪压得歪七扭八，跟醉汉躺了一溜。墙里是官道，通往旗庄，墙外便是那一片片冒烟的闯关东窝棚。我，就是墙里那个老学究，姓周，叫周秉文，在伊通州东边一个叫半拉窝堡的地方开了十二年的私塾。
说是私塾，就两间土坯房，南窗是借邻家福顺烧锅的偏墙借的光。北墙根底下摆着六张条凳，蹲着二十七个孩子，大的十四五，小的六七岁，穿得跟鹌鹑似的，一进门鼻涕就冻成冰壳子。我娘子在后头灶房熬糊糊，灶膛的火映得满屋子发红，常冻了的墨一凑近就化，软塌塌摊在砚台上，像一摊黑鼻涕。
我教的是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偶尔带他们念两句”学而时习之”，念完了，一个个张着嘴，跟小蛤蟆似的，外头听不到一句动静。倒不是他们不念——是不敢念。柳条边墙上贴过大告示，念书得念《圣谕广训》，汉话不许教得太深，怕搅乱了龙兴之地的清净。
这话是旗庄里佐领亲口跟我讲的。
那年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佐领骑着一匹枣红大马，带着两个穿马褂的”笔帖式”，到了我塾馆门口。马蹄子上裹着草袋子，怕在雪地上踩出声响。马打了个响鼻，一股白气喷在我那扇破了的木门上，门缝里立刻结了一层霜。
“周先生，”佐领立在门外，没进来，”上头有令，过年这阵子，东边边墙上要清沟——你那外头的二十七个娃儿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过了初五，都得圈回墙里去作冬防。别教了。”
我那时手里还攥着一管狼毫。笔尖冻得硬邦邦，我捏着像捏一根铁钉。
“佐领，他们都是墙外的汉佃户家孩子，”我低声说，”收回去，他们爹娘在地里刨食，谁来照看？灶房烧的是湿柴，一屋子小孩子，冻一夜，怕是要出事。”
佐领没说话。他身后那个年纪轻些的笔帖式”啪”一声拍了马鞍子，从怀里掏出一卷黄纸——盖着红印的公文。
“周先生，念在您是十二年的老塾师，”笔帖式说话跟鹦鹉似的，硬邦邦的，”咱没让您关门。您要教，就只能在墙里头教。外头那些娃儿，是咱旗人的田，咱旗人的水，就是不能是咱旗人的学生。”
话说到这份上，我还有什么话讲？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佐领两个带着人往边墙上去了。雪雾里，马蹄子印一串一串，跟撒在雪地上的黑豆似的。那两个笔帖式，一个叫富升阿，一个叫德喜，都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——他们爹是佐领，管着这一段边墙，他们从小就被送来念过几本《千字文》。后来念着念着，佐领就把孩子领回去了，说旗人家的孩子，有旗学，有官学，不跟这些汉佃户家的小崽子一个窝棚里熏墨。
孩子被领回去那天，富升阿还没忘师恩，临走偷偷在我砚台底下压了二两银角子。我没舍得花，到年底扯了二尺红布，让我娘子给砚台缝了个套子——这砚台跟了我快三十年，冬天一冻就裂口子，是端的一方端砚，缺口里渗过血，是我爹当年为我秀才考试熬夜写的。
后来我看见那二十七个孩子——
他们被人驱赶着，从边墙底下一个豁口钻过去。豁口是用柳条编的栅栏挡着，叫”边门”。边门平日不开，开就得有旗人的”路引”。那天为了赶他们回去作冬防，佐领下令把那个豁口的柳栅栏拆了，让他们像赶鸭子似的，一个个钻。
最小的那个，叫铁蛋，七岁，穿一件他姐穿剩的破棉袄。钻柳栅栏的时候，棉袄挂在了柳条上，”嘶啦”一声，棉絮飞了一脸。他没哭。他知道哭也没用。边墙上有个哨卡兵，叫顺儿，跟他爹认识——他爹是个闯关东的流民，每年交”寄户钱”，才被准许在墙外种地。他看了一眼他那件破棉袄，转头就走了。
我看见这孩子走了。
他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我跟他说：”铁蛋，回去好好帮你爹铲粪。等开了春，你再回来，我教你认你爹那块地的地契上的字。”
他点了点头，跑了。
那一眼，我记了一辈子。
后来我收了墙里头佐领家一个小女孩来念书，是富升阿的妹妹，叫莹格格，九岁。莹格格人聪明，学字快，写”柳”字，左边一撇一捺有模有样，右边那个”卯”字，她愣是写成了一团。我拿红笔圈了，让她擦了重写。她眼圈儿一红，差点儿掉金豆豆。我赶紧哄她：”格格不哭，格格写得好，写得比哥哥们都好。”
她听了才笑了。
那年除夕，富升阿派了一辆马车来接我去府上过年。我推了推没去。我在家里陪我娘子喝糊糊。糊糊里放了几粒红高粱，是莹格格让丫鬟悄悄送来的。我娘子一边喝一边抹眼泪：”他爹，你说这柳条边，何时才是个头？”
我没说话。
我手里还攥着那支冻得硬邦邦的狼毫。
我把它插回笔筒。笔筒是个破了的瓷罐，原本是装酱的，酱吃完了，洗洗干净，插笔正好。
除夕夜，外头远远地传来边墙上打更的梆子声。”梆——梆——”一慢两快。我听见那一慢两快，我心里就跟针扎似的。
墙外边，那二十七个孩子，不知在哪个窝棚里挨冻。
墙里这边，莹格格家的红灯笼在雪里挂着，红得跟血似的。
我那方砚台，裂了一道口子。是冬天冻的。口子顺着砚堂正中间，跟柳条边墙的走向一模一样。我用松香调了墨，糊在口子上，勉强能研墨。可那墨一挨冻，又裂了。
到第二年开春，我死了。
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那支狼毫。笔尖上的墨已经干了，硬成了一颗黑珠子。
我娘子把我葬在了边墙根底下。挨着墙根，就是那一条裂了缝的砚台。
她把这方砚台跟我一块儿埋了。她说：”你一辈子在墙里头教人家孩子，死了，就挨着这墙外头的地吧。”
莹格格那年十一岁。她让她哥富升阿派人送来一副挽联。挽联是她自己写的，”柳墙”两个字写反了——她把”墙”字的右边写成了”土”，跟”柳根”似的。我娘子看了，笑了，也哭了。
那年开春，边墙内外的雪化了个干净。
墙根底下，冒出了一根细细的柳条。是去年插在砚台裂缝里沾了墨的那根狼毫，扔在墙根底下，被雪盖了一冬，开春化雪的时候，居然生根了。
柳条边上，沾着一点墨。
墙外的孩子们听说我死了，在那个豁口的柳栅栏边上，齐齐跪了一排。
那是清宣统三年的春天。柳条边已经没人守了。那个佐领早就剪了辫子，下了南边去了。边门敞开着，没人管。
可他们还是从那个豁口钻进来。
他们不敢走正门，因为正门上有门楣，门楣上有字——那字，是我当年亲手写的。
他们怕踩脏了我的字。
（全文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