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腊月，老韩头在柳条边边墙根底下刨参，刨出了一截手指头。
手指头是女人的，涂着蔻丹，指甲壳还亮着，只是骨节已经发黑。翻过来看，手指肚上还带着一个细细的金戒指——不是金的，是铜的，镀了一层假金，箍在指节上，要掉不掉。
老韩头是个挖参人，在这墙根底下刨了一辈子。柳条边的边墙是土筑的，年头久了墙根会塌，塌下来一堆夯土，夯土里掺着陈年的草籽、鸟粪、还有不知哪个朝代留下的人骨头。参这东西怪，越是这种混浊的乱土里，越爱长野山参。墙里没人敢挖——那是皇家的地方，刨一锹就是死罪；墙根外三丈之内，却没人管，没人问，因为谁也不信那地方能出参。
老韩头信。他跟柳条边打了四十年交道，知道哪一段墙根底下有参，哪一段底下是空膛。他拿的是一根三尺来长的鹿骨签子，顺着墙阴一寸一寸戳进去，听土里的声响。响得闷，是老墙土；响得脆，是参须缠着石粒儿；响得”噗”的一声，是戳到了软物，那就得蹲下来，一点一点把土拨拉开。
那天他戳到的是软物。
拨开浮土，是一只绣花鞋。鞋是民国初年样式，鞋头绣着一朵牡丹，绣工粗糙，是乡下女人的针脚。鞋里还裹着一只脚，脚连着踝，踝连着小腿，小腿断在土里，骨头茬子是齐的，不是摔断，是锯断的。老韩头往旁边又刨了几下，便刨出了那只手。手指细长，戴着那枚假金戒指，指甲缝里还嵌着黑泥。
他没动那只手，也没动那只手戴着的戒指。他只把覆盖在上头的一层新土重新盖上去，压实了，把那只鞋露在外头——这鞋老韩头认得，是他家隔壁王寡妇的。王寡妇去年腊月失踪，都以为她跟着一个皮货商跑了，原来跑到了这墙根底下。
老韩头把鹿骨签子收进袷袄里，慢慢站起身。冬天的风从边墙豁口灌进来，吹得他那件破羊皮袄猎猎作响。他抬头往墙头看了一眼——墙头上光秃秃的，连只麻雀都没有，只有几根枯了的狗尾草在风里摇。
他没去找官，也没去找保甲，更没去找王寡妇的男人——王寡妇的男人三年前就死了，留下一双儿女和一个病婆婆。他只是慢慢往回走，走到屯西头的小酒馆，要了二两烧刀子，坐在那儿喝。
“老韩，咋这么早回来了？”酒馆掌柜问。
“墙根底下刨出个东西。”老韩头说。
“啥东西？”
“不归咱们管的东西。”
他没再多说。
第二天，第三天，他又去那面墙根刨参，绕开了那只手的方位。挖参人讲究”留红”，意思是遇到不吉的征兆，就要在原处留个记号，几年内不要再动。老韩头在那只绣花鞋旁边的夯土里插了一根红柳条，柳条上头系了一缕红布条，红布条在风里飘，远看像是给谁挂的一道引魂幡。
他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一个寡妇失踪，屯里人本就嘀咕，她那婆婆日日哭，哭得眼都快瞎了。官府没来查，因为王寡妇是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，没有户籍，死了也找不着对证。皮货商早就没了影，听说顺着驿道往南走了，走到哪算哪。
可那年开春，老韩头再去那面墙根时，发现他插的那根红柳条不见了。
红柳条是不会自己倒的——他插得深，足有一尺，根须还在土里。可是那根红柳条，齐根断了，断面参差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啃断的。土面上有爪印，小而密，是獾子一类的印子。
老韩头蹲下去看那只绣花鞋——鞋还在。可鞋里的脚不见了。周围的土，被什么东西刨得乱七八糟，一摊一摊地散落着，像是好几种小兽争着啃食过的痕迹。
那只手也没了。连着那枚假金戒指。
老韩头站起身，围着这段墙根转了一圈，又转了一圈。他在另一处墙根底下，发现了一小片血迹——早春的土是湿的，血滴在上头，洇开一个暗红的圆，像一枚印。
他顺着血滴的方向往前找，血滴越来越稀，最后消失在一丛枯草里。枯草边上有一棵树，树是棵老榆树，树上挂着一只破筐，筐里还有几团棉花——这是王寡妇家门口的筐，她常在树下摘菜。
筐不在她家门口，在这儿了。
老韩头没敢把筐取下来。他也知道，挖参人最忌讳的两件事：一是挖到红土，二是挖到带血的东西。这两样，他这辈子全遇上了。
他回了屯，没跟任何人说。可他晚上睡不好，总是梦见那只绣花鞋。鞋在墙根底下，鞋里有一只手，手上戴着假金戒指，假金戒指上的宝石——他梦里看见宝石是一只眼睛，那眼睛会眨，一眨一眨地看着他。
他再去那面墙根刨参，是半个月后的事了。这次他带了一瓶烧刀子、一把香、半刀黄表纸。他把那瓶酒浇在那棵老榆树下，把那把香插在树根旁，点着了黄表纸，烧得火焰绿幽幽的，跳着跳着就灭了。
他冲着那棵老榆树念叨：”过路的，墙里的，墙外的，吃了肉的，喝了血的，该散了。我没声张，您也别回来。这儿就当是个空地方，我往后再也不来了。”
他念叨完，又在地上埋了三枚铜钱，铜钱是乾隆年的，压在土里，权当买路钱。
他转身要走时，听见那棵老榆树上”咔嚓”一声响。他抬头，没看见什么，只看见一根枯枝断了，落在地上。枯枝落地时，把一块浮土砸开了，浮土底下露出一只耳朵——人耳朵，耳垂上有穿过的针眼，这是女人的耳朵。
老韩头盯着那只耳朵看了半晌，慢慢蹲下去，没用手去碰。他从袷袄里摸出那根鹿骨签子，轻轻地、一点一点地把浮土拨开。耳朵底下是一小截头发——长发，绾成一个纂儿，纂儿上别着一根银簪子，银簪子一头是凤，一头是牡丹。
这不是王寡妇的簪子。王寡妇穷，没戴过银簪子。
老韩头的手抖了。他把鹿骨签子收回去，把浮土重新盖好，站起身，围着那只耳朵的位置画了一个圈——这是个老规矩，挖参人若是刨到了不该刨的东西，就要用鹿骨签子在这东西周围画一个圈，圈里头是那个东西，圈外是自己，从此河水不犯井水。
他画完圈，没走。他坐在墙根底下，从袷袄里摸出旱烟袋，装了一锅子烟，就着边墙豁口灌进来的风，慢慢地抽。他抽完了这锅烟，又装了一锅子，接着抽。抽到第三锅时，他听见墙里有个声响——窸窸窣窣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夯土里头扒拉。
他抬头，往墙头看。墙头上还是光秃秃的，可是墙阴里——那条从他第一次刨出手指头时就一直盯着的墙阴里——坐了一个人。
是个女人，穿着民国初年的衣裳，低着头，看不见脸，只能看见那头长发。那长发垂在胸前，头发梢上沾着土，像是刚从墙根底下钻出来的。
老韩头盯着那女人看了半晌，慢慢把旱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，站起身。
“嫂子，”他叫了一声，声音不高，”这地方冷，您该回哪儿回哪儿。我是个挖参的，刨过您，我也刨过别人，可我老韩这辈子不害人，也不告发。您要是有什么没办完的事，我替您办，办完了，您就走。我再刨这一段墙根时，您就当我没来。”
墙阴里那女人没说话。只是她的头，慢慢地，慢慢地抬起来了。
老韩头没看见她的脸。他从袷袄里摸出一块红布——挖参人随身带的红布，压箱底辟邪用的——朝着墙阴里轻轻一扬，说了声”得罪”，转身就走。
他走出三丈远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墙阴里空了。墙根底下那块浮土——露出耳朵的那块——上头落了一层新雪，雪上头什么印子都没有。连那根枯枝都找不着了，像是从来没有过。
老韩头回了屯，把鹿骨签子用红布包了，压在炕席底下，再也不拿出来。他跟人说，那段墙根底下，以后谁也别去刨了。说是有参，也是个野参，挖出来没人敢要。
那年的春参，他一根也没刨。
可那年夏末，屯子里头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——病来得蹊跷，先是小孩哭，后是大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