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二十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。
九月底，吉林边墙外的柳河边上就飘起了清雪，老北风呜呜地刮过边墙的豁口，把那几棵老榆树吹得直打哆嗦。边墙里边的四合屯，这才二十来户人家，多半是早年从山东、河北闯关东过来的流民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却也都踏实。
四合屯东头有三间土坯房，房前竖着一根高高的木杆子，杆顶挂着一块红布，这便是接骨匠孙把头的招牌。
孙把头大名孙德厚，五十多岁，瘦长脸，留着一撮山羊胡子，眼睛不大却贼亮。他是正骨世家的传人，祖上在关内就靠着这一手吃饭，到他这辈儿是第四代了。都说孙家的手是”透视眼”，隔着皮肉能摸到骨头茬子，哪儿错位了、哪儿裂缝了，一摸便知。
孙把头出诊的时候，总是斜挎着一个红布口袋，那口袋是用上好的红棉布缝的，针脚细密，口袋鼓鼓囊囊的，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：几块薄薄的杉木板，是夹板用的；一捆麻绳，是绑缚用的；几个小瓷瓶，装着他自己配的接骨药粉；还有一个油纸包，包着那根他用了三十年的”拨筋棒”——一根用老牛骨头磨成的圆棒，通体发黄，光滑如玉。
那年冬天，四合屯的张猎户上山打猎，踩在雪壳子上滑了一跤，从半山腰滚下来，胯骨那儿疼得钻心。家里人一筹莫展，这要是搁在以前，得套上爬犁，颠簸一天去吉林城找大夫，这么一折腾，没准骨头没接好，人先散架了。
有人就想起了孙把头。
张猎户的婆娘裹着棉袄，踩着没膝深的大雪，一路小跑来到孙把头家。孙把头二话没说，披上老羊皮袄，背起红布口袋，拄着一根柳木棍子，就跟着出了门。
边墙下边的雪地白茫茫的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孙把头走得急，呼出的白气在眉毛上结成了一层霜。他一边走一边问张猎户的婆娘：”人是啥姿势摔的？先着地的是哪儿？现在那条腿能不能动？”问得仔细，像是盘问案情。
到了张猎户家一看，张猎户正躺在床上直哼哼，那条左腿短了一截，歪着身子，疼得脑门上全是汗珠子。
孙把头把红布口袋往炕沿上一撂，伸手一摸张猎户的胯骨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他闭上眼睛，手指头在那儿一点一点地按，像是在弹钢琴，又像是在读一本看不见的书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睁开眼，对张猎户说：”骨头没断，是胯骨错位了，骨头从窝里跑出来了。我给你推回去，你忍着点，咬根木棍，别咬碎了牙。”
张猎户的婆娘赶紧递过来一根柳木棍子。张猎户咬住了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孙把头先是用手掌在张猎户的腿上揉来揉去，又用那根老牛骨棒在几个穴位上压了压，然后猛地一推一拉，就听”咔吧”一声，张猎户”嗷”地一嗓子，差点把木棍咬断。
“好了。”孙把头擦擦手，从红布口袋里掏出两块杉木板，在张猎户的胯骨那儿一夹，用麻绳一缠，又从一个小瓷瓶里倒出一些土黄色的药粉，敷在伤处，用白布裹好。
“这药是我祖传的，用的是鹿茸、血竭、乳香、没药，还有几味我说不上来的东西。一个月内不能下地，不能干重活，要吃好的，养着。”孙把头一边收拾红布口袋，一边叮嘱。
张猎户感激得不行，要给孙把头磕头，被孙把头拦住了：”乡里乡亲的，磕啥头。诊金就给两吊钱吧，药钱不要了，算我积德。”
张猎户的婆娘抹着眼泪翻箱倒柜，找出了两吊铜钱，还硬塞给孙把头一包冻梨。孙把头推辞不过，把冻梨揣进怀里，背着红布口袋，顶着风雪出了门。
这样的事，孙把头一年到头不知道要碰上多少回。
春天化冻的时候，边墙外的河套里开始跑冰排，放排的工人们扛着木头在冰上走，一不小心就摔个跟头，摔断胳膊腿的是常事。夏天的时候，屯子里的孩子们爬树上房，跌下来摔着胳膊肘子的也不少。秋天收获季节，有人从马车上掉下来，有人被牛顶了，哪个关节脱了、哪个骨头裂了，都得找孙把头。
孙把头的红布口袋就像是个百宝箱，啥时候打开都能掏出点东西来。除了夹板、药粉和拨筋棒，他还带着几贴膏药，几根缝合用的骨针，还有一小瓶烧酒——那不是喝的，是消毒用的。赶上骨折太厉害，得开刀放血的，他就用那瓶烧酒洗洗手，再上骨针。
有一年夏天，从边墙外来了一伙山东人，是闯关东的流民，一大家子七八口人，饿得面黄肌瘦。孩子他爹叫刘大山，上山砍柴的时候被倒下来的树砸断了小腿，骨头茬子都从肉里戳出来了，血流了一地。
一家子人哭着喊着找到了孙把头。孙把头一看那伤口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：”这骨头碎得厉害，我得给你把碎骨头渣子清理干净，再把断骨对上。疼是疼，你可千万不能动。”
刘大山咬着牙点了点头。
孙把头从红布口袋里掏出那瓶烧酒，倒在伤口上清洗，又掏出骨针和一块干净的布。他把刘大山的断腿搁在自己的膝盖上，先是用手把碎骨渣子一块一块地摸出来——那真是个细发活儿，手指头在肉里摸索，碰到硬的就夹出来，刘大山疼得浑身直哆嗦，硬是咬着牙没出声。
清理完碎骨，孙把头又用手把断开的骨头对在一起，抹上药粉，垫上杉木板，缠上白布。忙活了足足两个时辰，孙把头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。
“养着吧，三个月不能下地。这段日子你一家子就住在我这儿，我管你们饭。”孙把头说。
刘大山的婆娘跪在地上就要磕头，被孙把头一把拉起来：”别磕了，都是关里出来的，不容易。”
从那以后，刘大山一家就在四合屯安了家，后来还开了一间豆腐坊，专门给孙把头送豆腐，说是报答救命之恩。
孙把头的接骨手艺，一半是祖传的，一半是自己琢磨出来的。他常说：”接骨不是死手艺，得看人下菜碟。胖人骨头粗，瘦人骨头脆；年轻人骨头硬，老年人骨头松；冬天血气凝，伤口不爱长；夏天血气旺，伤口好得快但容易发炎。这些门道，书上学不来，得靠自己悟。”
他还说：”接骨最要紧的是心善。你得把病人当成自个儿的亲人，下手才稳当。你心里要是想着多收钱、手底下就会发飘，这骨头要是接歪了，那人可就要落一辈子的残疾了。”
孙把头的红布口袋跟了他四十多年，口袋的边角都磨得起了毛，可是他缝了又缝，补了又补，从来舍不得换。有一年吉林城的一位大官听说了他的名声，派管家来请他去看病，他愣是没去，说：”我是个乡野草医，去不了大地方，恐折了贵人的寿。”
那大官后来亲自坐着马车来了，孙把头才勉强给看了。看完病，大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作为答谢，他只要了五两，说：”五两银子够我买一年的药材了，多了我拿着烫手。”
孙把头一辈子没攒下什么家业，三间土坯房住了一辈子，唯一的财产就是那个红布口袋和口袋里那些个家什。他五十多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出诊回来，路过边墙的一个豁口，踩在冰上滑了一跤，这一下摔得不轻，胯骨那儿疼了好几个月。他自己给自己摸了摸，叹了口气：”老了，手也抖了，眼也花了，这门手艺怕是要带到棺材里去了。”
他唯一的儿子不愿意学这门手艺，说是接骨这活儿又脏又累，还赚不了几个钱，去吉林城学了个木匠的手艺。孙把头也不勉强，只是有时候摸着那个红布口袋发愣。
光绪二十三年冬天，孙把头病倒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那年的雪特别大，边墙外的老北风嚎了一夜又一夜。临终前，他把那个红布口袋交给了自己的儿媳妇——他儿子不在家，去了吉林城。
“这口袋里的东西，你替我收好。咱们四合屯的人，以后要是再摔着碰着，总得有人管。”孙把头喘着气说。
儿媳妇哭着点头。
孙把头闭上了眼睛。手边那个红布口袋，在昏暗的油灯下显得格外鲜红。
后来四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