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 柳条边事·第六十八篇：边墙下的药铺——人参贸易与边关医者
在柳条边的古道旁，几乎每条街的尽头都能看到一家药铺。药铺的招牌上常常写着”同仁堂””回春堂””济世堂”之类的字号，门楣上挂着几串风干的草药，窗台上摆着几罐人参、鹿茸和虎骨。这些药铺不仅是边民看病抓药的地方，更是人参贸易的重要节点。在清代，人参被誉为”百草之王”，其价值堪比黄金。柳条边作为关内外的交通要道，人参贸易在这里繁荣了两百余年。
## 放山人的深山传奇：与虎狼为伴的采参生涯
人参的采集是一门古老而神秘的技艺，从事这门职业的人被称为”放山人”。放山人的生活充满了传奇色彩，他们是柳条边地区最勇敢的探险者之一。
放山人通常三五成群结伴入山。他们携带的工具很简单：一把斧头、一把镰刀、一个布袋，以及最重要的——一根”索伦棍”。索伦棍是一根长约两米的木棍，顶端绑着一根铁钩，用来拨开草丛、探路防蛇。放山人入山前，要向山神爷烧香磕头，祈求保佑平安。他们还有一种特殊的规矩——入山后不许说”老虎”两个字，只能说”大虫”；不许说”熊”，只能说”黑瞎子”。据说这样说可以避免招来猛兽。
光绪年间，有一个名叫赵大山的放山人，是开原边门附近出了名的老把式。赵大山今年四十五岁，身材魁梧，皮肤黝黑，脸上布满了被树枝划伤的疤痕。他从十八岁开始上山放山，至今已有二十七年。在这二十七年里，他曾经遇到过三只老虎、两头熊、五条蛇，还有一次差点掉进猎人设的陷阱里。但他从未放弃过放山人的职业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进山一趟运气好，就能采到一株价值连城的野山参。
赵大山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光绪十二年的秋天。那年九月，他和三个同伴进山，在长白山深处的一片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一株罕见的”王参”——整株人参形如人形，主根粗壮如拇指，须根细密如丝，顶上有五片叶子，俗称”五叶参”。赵大山小心翼翼地用红绳系在人参旁边，然后按照规矩向山神爷磕了三个头，才用斧头轻轻挖出整株人参。
这株王参被带回边门后，经参行的鉴定，估价为八百两银子。赵大山和他的三个同伴平分了这个数目，每人分到了两百两。这对于一个普通的放山人来说，是一笔天文数字。赵大山用这笔钱在边门附近买了一栋小院，娶了一个媳妇，还开了一家小杂货铺。
## 参行的账本：边关药材贸易的经济网络
在柳条边沿线，人参贸易的核心机构是”参行”。参行是专门从事人参收购、加工和销售的商业机构，它们遍布于各个边门附近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药材贸易网络。
最大的参行通常雇有数十名伙计，设有专门的检验室、烘干房和仓库。参行的老板被称为”参把头”，他们不仅精通人参的鉴别，还熟悉关内外的市场行情。参行与人参贸易相关的各个环节，从放山人手中收购鲜参，经过清洗、晾干、分级、包装，然后通过边门运往关内各地。
新民府边门附近有一家名叫”瑞生源”的参行，是当时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参行之一。瑞生源的掌柜姓马，名叫马永贵。马永贵今年六十岁，年轻时也是个放山人，后来攒够了本钱开了这家参行。他鉴别人参的眼力在十里八乡远近闻名，据说只要看一眼人参的须根和芦头，就能判断出它的年份和等级。
瑞生源的生意做得很大，每年从放山人手中收购的人参多达数千斤。其中最好的”王参”和”老山参”会被送到北京和天津的贵族府邸，次一等的卖给关内各地的药铺，最差的则就地加工成药材卖给边民。马永贵常说一句话：”人参不分贵贱，有用才是好参。”
参行的运作有一套严格的制度。每天清晨，放山人带着人参来到参行，参行的伙计会逐一检验、称重、议价。议价的过程往往很激烈——放山人希望价格越高越好，参行则希望压价越低越好。最终双方达成一个折中的价格，交易就算完成。参行在收购后会抽取百分之十的手续费，剩下的利润归参行所有。
## 边关医者的仁心：药铺里的人情冷暖
在柳条边沿线，药铺不仅是人参贸易的节点，更是边民看病抓药的主要场所。药铺的掌柜和伙计通常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，他们不仅能辨药抓药，还能开一些简单的药方。
道光年间，法特哈边门附近有一家名为”济世堂”的药铺，掌柜姓陈，名叫陈仁安。陈仁安今年三十五岁，祖上世代行医，他从小就跟父亲学习中医。父亲去世后，他继承了济世堂的生意。陈仁安为人仁厚，从不贪图暴利。他常说：”药铺开在边关，就是为了解决乡亲们的病痛。如果为了赚钱而不顾病人死活，那还不如关门大吉。”
济世堂的生意不算特别兴隆，但陈仁安从来不愁生计。因为边门附近的村民都知道，在济世堂抓药，价格公道，分量十足。如果遇到穷人来看病没钱抓药，陈仁安经常会免费送给他们一些草药。有一次，一个放山人在山里被老虎咬伤了腿，血流不止。他爬到济世堂门前求救，陈仁安二话不说，立即拿出止血药和包扎材料，还把自己的马车借给他送回山里。
陈仁安最擅长治疗的是风湿和跌打损伤。柳条边地区的放山人和猎户经常在山里受伤，风湿病也是边民的常见病。陈仁安用长白山的人参、鹿茸和黄芪配制了一种”祛风散寒汤”，效果显著，深受边民欢迎。
除了济世堂之外，柳条边沿线还有许多小药铺。这些小药铺通常只有一个人经营，规模很小，但同样为边民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服务。有些药铺甚至没有固定的店面，经营者背着药箱走街串巷，哪里有病人就到哪里去。
## 人参资源的变迁：从野山参到园参的时代转折
柳条边地区的人参贸易经历了从野生到人工种植的深刻转变。在清初，长白山地区的人参资源丰富，野山参随处可见。放山人进山一趟，往往能采到几株甚至十几株人参。然而，随着开采量的不断增加，野生人参资源日益枯竭。
到了乾隆年间，朝廷已经开始意识到人参资源枯竭的问题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，清廷下令禁止私自采参，规定只有官方的”参领”才能组织放山人入山采参。然而，禁令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人参的贪婪索取。私采人参的现象依然严重，野生人参的数量急剧下降。
到了清末，野生人参已经极为罕见。一株品相好的野山参，价格动辄上千两银子，普通百姓根本无力购买。为了应对人参资源的枯竭，边门附近的参行开始大规模推广”园参”种植技术。园参是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种植的人参，虽然药效不如野山参，但价格便宜，产量大，能够满足市场需求。
园参的种植技术并不复杂。首先要在山脚下找一块向阳的坡地，然后在坡地上搭建遮阳棚，防止阳光直射。接着将人参种子撒在棚下的土壤中，定期浇水施肥。大约五年后，人参就可以收获了。
尽管园参的推广缓解了人参资源枯竭的问题，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。一些参行为了追求利润，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，导致人参的品质下降。还有些参行将园参冒充野山参出售，欺骗消费者。这些乱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参贸易的声誉。
然而，无论野山参还是园参，它们在柳条边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都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。人参贸易不仅带动了边关地区的经济发展，也塑造了边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。放山人的勇敢、参把头的精明、医者的仁心，共同构成了柳条边下独特的人文景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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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参考资料：**
1. 《清实录·乾隆朝》卷五百四十四，乾隆二十二年条
2. 昭梿，《啸亭杂录》卷十一”放山人”条
3. 伊立勋等修，《开原县志》卷七”物产志”
4. 《盛京通志》卷十五”物产”
5. 富察敦崇，《燕京岁时记》
6. 定宜庄，《满族的历史与生活》
7. 郭松义，《清代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与开发》
8. 刘小萌，《满族的社会与生活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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