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 柳条边事·第46篇：边墙下的赌局——骰子戏
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开原城西门外的”聚宝斋”赌馆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馆子不大，却挤进了近百号人。正中间的八仙桌上，三颗象牙骰子在一只铜碗里翻滚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桌旁围坐着七八个光膀子的汉子，有的掐着指头算账，有的瞪大了眼盯骰子，还有的缩在角落里抽烟袋，偶尔吐出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。
“买定离手！”管骰子的吆喝声刚落，桌上的铜钱便被推成了小山。有人赢了，哈哈大笑，抓起一把铜钱塞进怀里；有人输了，脸色铁青，默默将身上的皮袄脱下来押上下一局。角落里，一个穿着破旧棉袍的中年男人蹲在地上，手里攥着仅有的三枚铜板，犹豫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把它们放在了”大”字上。
这个人叫赵老栓，是威远堡边门附近的一个猎户。今晚是他这个月的第三次来赌馆了。上个月，他刚卖掉了家里唯一的牛，换来的钱在三天之内就输光了。今天，他准备拿这三枚铜板做最后一搏——赢了，明天还能去山里打点野物换饭吃；输了，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
骰子在铜碗里停下。三颗骰子加起来，是十点——”小”。赵老栓呆住了，手里的三枚铜板叮叮当当地落在地上，像是为他这个月的命运敲响了丧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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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一、赌风盛行：柳条边下的娱乐与沉沦
柳条边地区的赌博风气，在清代中后期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。这不仅是因为边外生活艰苦、娱乐匮乏，更因为清廷对边外地区的管控相对松散，给了赌博活动以生存的空间。
清代的赌博形式多种多样，其中最流行的包括掷骰子、打麻将、抽牌九、玩叶子戏等。在柳条边地区，由于满族传统中有赛马、摔跤等竞技活动，赌博往往与这些活动相结合。例如，每逢八旗练兵大会或节日庆典，赌局便会自发形成。赌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铜钱，还包括粮食、牲畜、皮毛等实物。
骰子戏是柳条边地区最受欢迎的赌博形式之一。它的规则简单易懂：三颗骰子放入铜碗中，由管骰子的人摇动后翻开，根据点数的大小决定胜负。通常将四点至十点的总和称为”小”，十一点至十七点的总和称为”大”。赌客只需选择”大”或”小”，押上赌注即可。
然而，骰子戏的玩法远不止于此。在柳条边地区，还衍生出了许多变种玩法。比如”押宝”——将骰子藏在碗底，赌客猜测每颗骰子的点数；比如”翻牌”——在骰子戏的基础上加入纸牌，增加了游戏的复杂性。这些变种玩法虽然花样翻新，但本质上都是利用概率和运气来争夺钱财。
赌博之所以在柳条边地区如此盛行，有几个深层次的原因。首先是经济因素。边外的生活条件艰苦，普通百姓的收入微薄且不稳定。一旦遇到歉年或灾年，许多人便陷入困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赌博被视为一种”快速翻身”的途径——尽管这种途径的成功率极低。
其次是社会心理因素。柳条边地区人口构成复杂，既有八旗兵丁，又有汉人农民、猎户、商贩，还有流亡的逃人。这些人聚在一起，缺乏稳定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活动。赌博作为一种低成本、高刺激的娱乐方式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填补精神空虚的手段。
此外，清廷在边外地区的治安管理相对薄弱，也为赌博的泛滥提供了客观条件。虽然清律中对赌博有严格的处罚规定，但在柳条边这样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地区，法律的执行力大打折扣。赌馆老板往往通过贿赂边兵和保甲长，获得了事实上的”合法经营”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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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二、赌馆风云：聚宝斋里的众生相
在柳条边地区，赌馆是赌博活动的核心场所。它们通常隐藏在城镇的偏僻角落，外表不起眼，内里却热闹非凡。聚宝斋就是开原城中最为著名的赌馆之一，其经营者是个绰号”赛半仙”的王胖子。
王胖子四十出头，身材肥胖，满脸堆笑。他原本是关内一个落魄的书生，因科举不中而流落到柳条边地区。偶然间他发现赌博生意有利可图，便开起了第一家赌馆。经过多年的经营，聚宝斋已经成为开原城中规模最大的赌场，每天的赌资流水高达数百两银子。
聚宝斋的内部布局颇具讲究。正厅是最大的赌坊，摆放着三四张八仙桌，供赌客们玩骰子戏。两侧的房间则提供其他赌博项目，如纸牌、骨牌等。赌馆的后院还设有茶座和饭馆，供赌客们在疲惫时休息用餐。
在聚宝斋里，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。有衣着光鲜的八旗子弟，他们带着家仆前来赌博，动辄押上几十两银子，输赢毫不在意；有满身尘土的猎户和农民，他们攒了几个月的辛苦钱，全押在这一晚上；还有游手好闲的无赖和流亡的逃人，他们一无所有，只能靠赊账来参与赌博。
其中有一个叫孙二爷的人物，在聚宝斋里颇有名气。他本是锦州府的一个乡绅，因沉迷赌博而败光了家产，最终沦为赌馆的常客。孙二爷虽然穷困潦倒，但赌瘾极大，每天都要来聚宝斋报到。他有一种奇特的赌博方式——每次都押最小的注，但次数特别多，一天下来要押上百次。据他自己说，这样做可以增加”手感”，提高中奖的概率。
孙二爷的故事在聚宝斋里广为流传。有人说他是”赌痴”，有人说他是”赌傻”，但更多的人对他抱有一种复杂的同情。毕竟，在柳条边这片土地上，像孙二爷这样的人并不少见。他们被生活的重压逼到了墙角，只能在赌局中寻找一丝虚幻的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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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三、骰子背后的社会悲剧
赌博在柳条边地区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了那个时代底层社会的种种问题和悲剧。
首先，赌博加剧了贫富分化。在聚宝斋这样的赌馆里，赢家往往是那些有财力、有经验的赌徒和赌馆老板，而输家则大多是穷苦百姓。长此以往，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。据嘉庆年间盛京将军衙门的一份报告估计，当时开原城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因赌博而陷入贫困。
其次，赌博导致了家庭破裂和社会动荡。许多赌徒为了筹集赌资，不惜变卖家产、典卖妻子，甚至偷盗抢劫。在柳条边地区，因赌博引发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。道光年间，铁岭县曾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：一个名叫李大麻子的猎户，因欠下赌债无力偿还，竟然持刀杀害了自己的岳父和妻子，然后自杀未遂被捕。这起案件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，也成为了当地官府整治赌风的导火索。
更为严重的是，赌博对八旗兵丁的战斗力造成了巨大的侵蚀。清廷设立八旗制度的初衷，是保持一支忠诚而强大的军事力量。然而，随着赌博风气的蔓延，越来越多的八旗子弟沉迷于赌局，荒废了武艺训练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，盛京将军在一份奏折中坦言：”今八旗子弟，十之八九好赌，武艺日弛，战阵不堪。”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，必将危及清廷在东北的军事安全。
面对这些问题，清廷并非毫无作为。顺治年间颁布的《大清律例》中，对赌博行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：”凡赌博者，杖八十，赌资入官。为首者加一等。”然而，在实际执行中，这些法律往往成了一纸空文。一方面，边外地区地广人稀，官府的力量难以覆盖每一个角落；另一方面，地方官吏与赌馆老板之间存在着利益勾结，使得执法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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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四、禁赌与纵容：清廷的两难抉择
柳条边地区的赌博问题，始终困扰着清廷的地方官员。他们在禁赌和纵容之间徘徊，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。
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来看，禁赌是天经地义的。赌博败坏风气、破坏家庭、腐蚀军队，这些都是清廷极力避免的问题。然而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，完全禁赌又几乎不可能。
首先，赌博已经深深嵌入了边外的社会结构之中。赌馆不仅是娱乐场所，也是信息交流和社交的中心。许多边民在赌馆里交换农产品、打听消息、结识朋友。如果贸然关闭赌馆，将会影响到整个边外的社会运转。
其次，赌博税收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。虽然清廷明令禁止赌博，但实际上默许赌馆的存在，并从中抽取”保护费”。这笔费用通常由赌馆老板按月缴纳，金额从几十两到几百两不等。在财政紧张的年代，这笔收入甚至占到了地方财政的三分之一以上。
再次，禁赌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。如果彻底取缔赌馆，那些依赖赌博为生的人群——包括赌徒、赌馆员工、放贷人等——将失去收入来源，从而可能转向盗窃、抢劫等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。
在这种两难局面下，清廷采取了一种”有限容忍”的策略。一方面，定期开展禁赌行动，抓几个典型以示警戒；另一方面，又不对赌馆进行彻底的取缔，而是通过征税和监管来控制其规模。这种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赌博问题。
到了清末，随着清廷统治的衰落，禁赌的努力更是形同虚设。光绪年间，柳条边地区的赌馆数量不降反升，赌博风气有增无减。一些地方的赌馆甚至发展成了半公开的”合法”机构，老板们持有官府颁发的营业执照，公然营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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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结语：骰子停下的那一刻
赵老栓捡起地上的三枚铜板，默默地走出了聚宝斋。外面的雪已经停了，月光照在雪地上，泛着冷冷的光。他回头望了一眼赌馆里透出的灯光，那光芒在寒风中摇曳不定，像是无数个像他一样的人在黑暗中挣扎。
骰子在铜碗里停下的那一刻，决定的是一个人在那个夜晚的命运。但真正决定命运的，从来不是骰子，而是那个让人不得不走进赌馆的世界。
柳条边下的赌局，是那个时代底层百姓生活的缩影。它既有娱乐的表象，又有沉沦的本质；既有个人选择的自由，又有社会结构的压迫。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，看到的不仅仅是骰子和铜钱，更是无数在命运面前无力抗争的普通人。
他们的故事，或许永远不会被写进正史，但在柳条边的风中，在那些骰子碰撞的声音里，永远回荡着他们的叹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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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参考资料
1. 吴振臣，《柳边纪略》，清康熙年间刻本
2. 《大清律例》，乾隆五年刻本
3. 昭梿，《啸亭杂录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
4. 定宜庄，《满族的老百姓》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
5. 刘小萌，《满族的社会与生活》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
6.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，《嘉庆朝盛京档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
7. 孟森，《清史讲义》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
8. 方行，《清代商业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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