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声铃响，半条街的人都探出了头。
那铃铛声清脆，伴着一声悠长的吆喝：”哎——祖传的膏药啊，贴上就好！祖传的老方子，专治腰腿疼、寒腿、老寒腿——”
柳条边下的营子里，谁要是听见这串铃声，就知道是药匣子先生来了。
药匣子先生姓孙，叫孙济仁，吉林伊通边墙外柳河镇人，干这行已经三十多年。他背着的那只木头匣子可不一般——红漆的，比寻常药箱大出一倍，分上下两层。上层装的是成药，下层是一套煎药的行头：药锅、小炭炉、火剪、扇子，连称药的戥子都有。夏天的时候，匣子上头还拴着一串铜铃，走起路来叮当响，隔半里地都能听见。
“这铃铛不是随便拴的，”孙济仁说，”那是有讲究的。铃铛一响，就告诉人家：先生来了，有病的赶紧出来瞧病，没病的也出来乐呵乐呵，听段笑话也好。”
营子里的人管走方的郎中叫”药匣子”，又叫”摇铃的”。”摇铃”二字听着不雅，但谁也不敢小瞧了这行当。关东地广人稀，大夫奇缺，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、跌打损伤，找不上郎中，往往就这么拖着、忍着、扛着，拖成大病，忍出残疾，扛出人命。药匣子虽说是走方的，医术比不上城里坐堂的大夫，但他们走南闯北，见的怪病多，什么稀奇古怪的方子都敢用。营子里的人离不开他们。
孙济仁十三岁拜师学艺，师傅是吉林城里有名的老郎中刘半仙。刘半仙的规矩极严，背汤头歌诀背不出来，不许吃饭；认草药认错了，不许睡觉。孙济仁跟了师傅十二年，学了望闻问切，也学了膏丹丸散。师傅临终前把那只红漆药匣子传给他，说：”这匣子跟了我四十年，比我老婆跟我的时间都长。你背了它，可不能砸了咱们的招牌。”
孙济仁背着那只匣子，开始走柳条边。
他走的路线是固定的：每年开春，从伊通出发，沿着柳条边北段一路往东，过赫尔苏边门，到巴彦鄂佛罗边门，再折向南，穿过边墙到开原的威远堡边门。这一圈走下来，少说三个月，多则半年。他靠两条腿，量遍了吉林、辽宁两省的边墙沿线。
那年月走柳条边，不是一件容易事。边墙虽然没人看守，但墙外是荒山野林，有狼、有虎、有土匪。墙内呢，是满人的旗地，汉人不能随便进入。药匣子没旗人身份，按理说不能过边门。但守边的官丁也知道这些走方郎中能给旗人看病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递上几个钱，便放他进去了。
孙济仁过边门有个诀窍——铃铛。他每次走到边门前，就把铃铛解下来揣进怀里，不让响声传出去。等过了边门，到了旗营，再把铃铛拴上，叮叮当当地摇起来。守边的官丁乐得收几个小钱，旗营里的人听见铃声就出来迎接，两边都方便。
药匣子走进营子，先找一家小店或大户人家歇脚。这家主人管他吃住，他给这家的人免费瞧病，算作食宿钱。然后他就开始在营子里摇铃转悠。
“摇铃不是乱摇的，”孙济仁说，”摇到谁家门口，铃铛的声音就要停一下，听听院子里有没有咳嗽声、呻吟声。有的话，就是有病人，得进去瞧瞧。”
这种本事，一般人学不来。孙济仁能在铃铛声中分辨出病人的大致情况——咳得厉害的是肺病，呻吟不断的是伤痛，哼哼唧唧的是老寒腿。当然，这里面有真有假，有时他摇到一家门口，听见里面有婴儿啼哭，他也会停下来——产妇和婴儿，是最需要照顾的。
营子里的人看见孙济仁，都亲热地招呼：”孙先生来了！快进屋喝口水！”
孙济仁进了屋，先不看病，先和主人唠家常。这叫”问生活”——从日常起居里找病根。东北的寒腿是怎么得的？夏天下水捕鱼、冬天不穿棉裤、睡火炕上太热、睡地下太凉。胃病呢？吃的是高粱米、苞米茬子，喝的是生水，肠胃哪能受得了。
等唠得差不多了，他才把匣子打开，给病人切脉、开方、抓药。他开方有个特点——尽量用便宜药。关东的老百姓穷，花不起大钱买人参、鹿茸，他就多用黄芪、甘草、当归这些寻常药材，照样能把病治好。
“先生看病看的不是病，是人，”他常这么说，”穷人就得用穷方子，富人才能用富方子。一样的病，治法不一样。”
这话听着简单，做到不容易。孙济仁有一年冬天给一个猎户看病，猎户咳嗽得厉害，痰里带着血丝，是肺痨的征兆。城里的郎中给这种病开方，至少得用川贝、枇杷叶、燕窝。孙济仁翻遍了药匣子，找不到这些贵药，就用了一个偏方——把猪肺煮熟，加上蜂蜜，让猎户每天吃一碗。猎户吃了三个月，咳嗽竟然止住了。
猎户感激不尽，送了他一张上好的狐狸皮。孙济仁没收，说：”你留着做皮帽子吧，你比我冷。”
但药匣子也有治不了的病。
那一年他走到开原威远堡边门外，遇见一个老太太，七十多岁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。她的儿子对孙济仁说：”先生，我娘病了三年了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，您给看看吧。”
孙济仁一瞧，老太太得的是中风，半边身子已经瘫了。他知道这病难治，但还是开了方子。开了方子，他又从匣子里取出一小瓶药酒，说：”这是我师傅传下来的舒筋活络酒，您每天给老太太擦一擦。”
老太太的儿子千恩万谢，给了他五两银子。孙济仁没收银子，说：”我给老太太看病，不是为了银子，是因为我也有老娘。等你娘好了，你给我送个信就行。”
他走出威远堡边门的时候，听见身后有人喊他。他回头一看，是老太太的儿子。那儿子追上来，塞给他一块热乎乎的饼子，说：”先生，您走吧，这饼子是热的。”
孙济仁接过饼子，眼眶一热。他转身继续走，走了几步，又听见边门里传来一阵咳嗽声——是那个老太太。
他叹了口气，背着药匣子，摇着铜铃，继续往前走。
那串铜铃声在柳条边下的荒原上传得很远，传过了边墙，传过了村庄，传过了冬夏。一代代的药匣子就这么摇着铃铛走在关东的土地上，用便宜药治穷人的病，用一颗热心暖关东的人。
后来边墙废了，药匣子的铃声也渐渐稀了。孙济仁最后一次走柳条边是民国十九年，那年他六十三岁。他走到威远堡边门的时候，边墙已经塌了大半，守边的官丁早就没了。他站在塌了的边墙下头，摇了一阵铃铛。
叮当——叮当——
铃铛声在空荡荡的荒野上回响，没有人出来迎接他。
他收起铃铛，背着药匣子，走了。
那一年他病死在回伊通的路上。那只红漆药匣子后来传给了他孙子，他孙子没学医，把匣子改成了装种子的箱子。
但药匣子的故事还在柳条边下流传。
老辈人说起药匣子，总会说：”听，那铃铛响了——是先生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