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腊月，柳条边外的奉天北边，有个叫青石岭的小屯子，刚过了小年，杀猪菜还没烩完，年味儿正往上拱。
屯东头老孙家的小孙子，才三岁，叫拴柱，忽然就病倒了。
不是寻常的发热，也不是吃了什么不洁的东西。这孩子白日里还好，能吃能喝能闹，可一到天擦黑，就死死闭着眼哭，嘴里翻来覆去念叨一句话——
“鞋……鞋……我的鞋……”
他娘拿新做的小虎头鞋给他，他一脚踹开，瞪着眼珠子哭得更凶。老孙头掐指一算，说怕不是冲撞了哪位，等明儿个去找二婶子看看。
二婶子姓孙，本家嫁出去的闺女，年轻时在长白山跟老萨满学过几手，后来嫁到外屯，可每年腊月都回娘家住几日，正赶上这档子事。
她进了拴柱那屋，绕着炕走了一圈，眉头就拧上了。
“炕沿底下，是不是新添了什么东西？”
拴柱娘愣了一下，蹲下身去摸。
炕沿下头，原本只搁着一双男人穿的毡靴，那是拴柱爹下井穿的。可不知什么时候，那里头多出来一只鞋——半新不旧的青布鞋，女式的，鞋面上还绣着一朵已经发灰的白牡丹。
“这是哪来的？”拴柱娘手都抖了。
二婶子没接那鞋，只让她拿黄纸包了，搁到院子里槐树根底下。
“别让孩子下炕。”二婶子压低声音，”一会儿天黑透，你们都进东屋，门关严实。我在西屋守着。”
拴柱娘想问，二婶子摆摆手：”别问。问多了，它就知道了。”
入了夜，北风呜呜地从窗缝里往里钻。
东屋里，一家老小挤在一铺炕上，拴柱睡在中间，老孙头抱着大烟袋，拴柱爹握着把剔骨刀守在门口。
西屋里，二婶子点了一盏豆油灯，摆了三碗水，一碟子馒头，一碟子生米。她盘腿坐在炕上，眼睛半闭，嘴里哼着一段不成调的曲子，像是在哄孩子，又像是在劝谁。
半夜子时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忽然无风自响，哗啦哗啦，像有什么东西从树杈上跳下来。
接着，西屋门外的过堂里，传来了脚步声。
不是走，是拖。像是有人穿着鞋，一拐一拐地在门口磨蹭。
“大姐……大姐……”
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闷闷的，从门缝底下钻进来。
二婶子没应，只把那盏豆油灯往门边挪了挪，灯头一晃，门口那层黄纸帘子忽地往里鼓了一下。
“大姐，行行好，借双鞋穿穿……”
“借谁的？”二婶子这才开了口，声音不高，却稳。
门口沉默了一息。
“借……借那小子的。我脚冷。”
“你是哪路的？”二婶子问。
“我是他姑奶奶，”那声音忽地变了，从闷闷的变得尖细，带着笑，”他没见过我，我活着的时候在奉天城里做绣娘，后来……后来就到了这儿。”
二婶子睁开眼：”你在奉天，怎么到了青石岭？”
门外没有立刻回答。过堂里那股冷气往屋里涌，豆油灯的火苗缩成了绿豆大小。
“大姐，你别问那么多。”那声音又软下来，带了点哭腔，”我就差一双鞋。你让那小子给我磕个头，认了我这门亲，我保他一辈子不生病。”
二婶子没说话。她低头看了看那三碗水。
最左边那碗，水面微微起了层涟漪，像是有人往里吹了一口气。
“你是要认亲，还是要替身？”二婶子问。
门外又沉默了。
这一回，沉默得久了些，久到拴柱娘在东屋听见自己心跳。
“大姐，”那声音再开口时，已经没了哭腔，变得平平的，”你就当行个善。我在这底下蹲了三十多年，没吃没穿没鞋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那年我回来看我娘，路过这儿，赶上土匪绑票，把我埋在了你们屯西头那棵老柳树底下。你让那小子给我烧双纸鞋，烧两个元宝，我走。”
二婶子皱了皱眉。
屯西头老柳树底下，确有早年土匪作乱时埋下的几具尸首，乡亲们都知道，可谁也不敢去动。
“你若真要走，”二婶子慢慢说，”为何早不来要，偏要拴柱的鞋？”
门外咯咯笑了一声，笑了半截，又停了。
“因为……他脚上的那双，是新的。”
话音刚落，西屋门帘猛地往里一掀，一股白烟似的东西卷着冷风，直扑炕沿——
二婶子抄起那碟子生米，扬手就撒了过去。
“嘭”的一声闷响，像是布袋摔在了地上。
白烟散去，门帘平平整整，再没了动静。
院子里那只绣着灰牡丹的青布鞋，忽然自己着了火，烧成一团灰，被北风一卷，飘过了墙头。
第二天，二婶子让拴柱爹去屯西头老柳树底下烧了三炷香，烧了一双纸鞋，两个纸元宝，又念叨了一通”各走各的路”。
拴柱的病，第二天就好了。
可那以后，每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夜里，老孙家院子里，都会多出一样东西——有时候是一只旧袜子，有时候是一块碎布头，有时候是一只没燃尽的香头。
二婶子说，那是她来拿”年例”。
“只要她拿，就说明她没忘了这条道。”二婶子嘱咐拴柱娘，”年例备足了，莫让她等。”
有一年冬天雪大，拴柱娘忘了备。
那夜，拴柱又哭了一宿，嘴里翻来覆去念叨——
“鞋……鞋……我的鞋……”
后来，二婶子走了。
再后来，老孙家搬去了奉天城里。
青石岭老屋塌了一半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也枯了。
只是屯里老辈人讲，每到腊月小年夜里，若是有人从那老宅子废墟边上过，偶尔能听见里头有女人在哼小调，哼的是奉天城里早年间失传了的一支绣娘调。
曲子哼到一半，就会停。
像是在等什么人，给她递上一双新鞋。
至于那鞋该给谁穿、谁去送、送去哪里，老辈人讲不清楚，也没人愿意再多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