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腊月二十三，外头下着小清雪。
我二叔那时候才二十出头，在柳条边外头一个烧锅（酒坊）当伙计。东家姓佟，满人，老辈从龙入关后留了守边，后来家道败了，就剩这一爿烧锅和后院一溜土房。
烧锅里规矩大，灶上灶下各有各的位，伙计们睡通铺，就在后院西头那间土房。土房不大，三铺炕，挤着六个人。炕梢靠墙，挂了张黑布门帘子——那门帘子是挡风的，外头是仓房，隔着一层板皮子。
那晚上二叔值夜巡场，巡完一圈回来，已经过了子时。他怕吵着别人，摸黑进了屋，没点灯，摸着自己铺位就上炕脱鞋躺下。
炕上没别人。
通铺六个人，今晚在屋里的就他一个。其余五个都住前院仓房守缸去了——腊月天，正是下酒糟出缸的时节。
二叔躺下没多久，就听见门帘子后头有动静。
那动静不大，像是布帘子被轻轻拱了一下，又像是有人在外头踮着脚。
二叔心里一凛，没敢动。烧锅这地方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四周都是苞米地和荒甸子，半夜三更哪来的人？
他侧着耳朵听，那动静又没了。
二叔心想，许是老鼠。这屋里老鼠多，常钻进仓房偷酒糟糟吃，啃板皮子跟挠门似的。
他就翻了个身，脸朝墙，闭上眼。
刚要迷糊过去——
他觉着有人在看他。
那感觉很怪。就跟小时候在苞米地里走夜路，忽然后脖颈子一凉，一个激灵回头——没人，但你知道方才有什么东西在那儿盯着你。
二叔睁开了眼。
那门帘子底下，正透出一线月光。外头的雪光映上来，把门帘子的下摆照得清清楚楚。
门帘子没动。
可二叔分明看见，门帘子后头，有一只眼睛。
那眼睛不大，眼珠子不转，就那么定定地从布帘子的缝隙里，朝他铺位这头望着。
不是从上往下，不是从下往上——就平平的，跟人蹲在门外头，贴着门帘子底边往里瞅。
二叔的头发根儿都立起来了。
他想喊，嗓子眼儿像被什么东西堵住，张了张嘴，发不出声。他想动，可身子像被按在炕上，一根指头都抬不起来。
那只眼睛就这么瞅着。
不眨，不动，也不挪地方。
二叔死盯着那只眼，眼珠子疼得淌泪。他不知道过了多久——一刻、两刻，还是一炷香——那眼睛忽然往上提了一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拽着，慢慢从门帘底下缩了回去。
接着，外头传来一声极轻的脚步。
踩在雪上，咯吱咯吱。
往仓房那头去了。
二叔这才猛地坐起来，喊了一声”谁”。
没人应。
他跳下炕，趿拉着鞋冲到门帘子前，猛地一掀——
外头没人。
雪地上只有一溜脚印，从他这屋门口，往仓房那头延伸。
那脚印不大，前头宽后头窄，像是穿着绣花鞋。雪地上也看不出别的。就一溜脚印，到仓房门前头那棵老榆树底下，断了。
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
二叔回屋点上了灯。炕上没人，屋里没人。他把那门帘子掀了又放，放了又掀，反复好几回，再没看见那只眼睛。
天亮之后，他跟管事的说了这事。管事的姓佟，五十多岁，听完没吭声，领着他去了前头正院。
东家佟老爷子坐在火炕上，闭着眼听完，半天才睁开眼，说了一句：
“那门帘子底下，你头一回瞅见她的时候，她是不是在瞅你枕头底下？”
二叔一愣。
他想起自己枕头底下，压着一块红布——那是他娘给他缝的，说是辟邪的，本命年戴剩下的一截。
佟老爷子叹了口气：
“那块红布，今儿先收起来吧。”
二叔把红布交给了老爷子。老爷子把它叠好，搁进一个黑漆木匣子里，匣子里头还有几张黄符、一面小铜镜。
后来二叔问过佟老爷子，那眼睛到底是什么。
老爷子只说，烧锅这地方，民国十八年闹过一回旱灾，饿死过人。后院仓房那地方，原本是佟家一个姨太太的住处。那姨太太是外嫁进来的，没生养，民国十八年冬天粮尽，她把自己锁在屋里，活活饿死的。
死的时候，那屋里还有半缸酒糟。
她没吃酒糟。
二叔再问，老爷子就不说了。
只告诉他，往后值夜，枕头底下那块红布，万万不要离身。
二叔后来辞了烧锅的活，去了奉天做工。那块红布，他一直带在身上。
再后来他老了，跟我讲这桩事的时候，那块红布已经旧得不成样子，可他还是叠得齐齐整整，压在枕头底下。
我问他，那只眼睛，您老还记得？
二叔抽了口旱烟，半晌才说：
“咋不记得。活了七十多年，就那么一只眼，比我见过的任何活人都真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
“她瞅的不是我。她瞅的是那块红布。”
至于那姨太太为啥瞅那块红布，到底是饿得慌想讨吃的，还是认出了那是辟邪的东西——老辈人讲不清，佟家后人也讲不清。
只知道那烧锅，后来在伪满的时候拆了，改成了屯子。
后院那棵老榆树，直到前些年才砍倒。
树底下挖出来一只绣花鞋，一只。
没人敢认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