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腊月，柳条屯的李跛子死了。
消息传开是后半晌的事。屯里人没几个掉眼泪——李跛子活着的时候就是个废人，三十来岁，腿瘸得厉害，靠给队里喂牲口过活。他爹妈早没了，连个正经亲戚都没剩下。按说这样的人死了，屯里顶多派两个壮劳力拉去后山埋了就是。
怪就怪在死法。
头一个发现他的是赵寡妇。她早起去井边打水，井沿上挂着一条麻绳，绳子那头垂到井里。她还当是哪家淘气的孩子把水桶绳解了，就探身子往下瞅了一眼。
这一瞅，赵寡妇扔下水桶就往回跑，一边跑一边叫。
李跛子就泡在井里。水没到胸口，脸朝上，眼睛闭着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像是在笑。更怪的是他那只手——右手举着，伸出水面，攥着一块黄裱纸。纸已经被井水洇透了，可上面那几个字还看得清，是用朱砂写的：
“李跛子欠债，今还。”
赵寡妇说，那字歪歪扭扭的，不像是人写的，倒像是什么东西在纸上拿爪子划拉出来的。
屯里的老人听见信儿，围着井口瞅了半天，谁也说不清这纸是哪来的。李跛子是个文盲，认字都费劲，更别提写字了。再说井口平时拿石板盖着，三块石板压得严严实实，底下还塞着去年新编的柳条筐——这是老规矩，说是为了挡脏东西。
可那柳条筐还在一边扔着，像是被什么力气从里头拱开的。
“不能就这么拉上来。”
说话的是东头住的孙瞎子。他不是真瞎，就是眼神不好使，常年戴着一副破墨镜，在屯里专门给人看香、出马、瞧虚病，辈分也高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手里正烧着三炷香，对着井口跪着磕了三个头。
“这是底下有人叫他。”孙瞎子站起来，声音发颤，”欠债还债，天经地义。可这笔债不是阳间的。”
二队队长是个不信邪的壮汉，听了这话冷笑一声，叫了两个人下去捞。绳子系在腰上，人下去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就上来了，脸色煞白，话都说不利索。
“井、井里……”那人牙齿打战，”底下有人说话。”
“说啥？”
“喊、喊我名字。还叫小名。”
这话一出，围在井边的人”哗”地退出去一丈远。屯里的人都知道，这口井是光绪年间挖的，井壁上还刻着字，写的是”镇”和”安”。井旁边立过一块石碑，后来不知道被谁推倒了，碑座还在，上头的字早叫雨水浇没了。
队长脸色也变了，但还是硬撑着，让人拿长杆子把李跛子的尸体钩上来。人捞上来之后，怪事更多了——李跛子的脸上那块笑纹还在，怎么抹都抹不掉。右手死死攥着那张黄裱纸，掰都掰不开，最后还是孙瞎子让人拿剪子把手指头剪了一个小口子，才把纸取出来。
孙瞎子把那张纸拿回去，对着灶王爷烧了。烧的时候，那纸竟然从灶膛里蹦出来三次。
“找替身呢。”孙瞎子蹲在灶台边上，声音比平时低了许多，”李跛子还完了，就该轮到别人了。”
这句话当晚就传遍了整个屯。
第二天一早，没人敢去井边打水。第三天还是没人。第四天，赵寡妇家里的小子发了高烧，烧得说胡话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：”井里凉，井里凉……”
赵寡妇哭着去找孙瞎子。孙瞎子叹了口气，说这事他管不了，得去请一个人。
“哪个？”
“老沟的萨满奶奶。”
老沟离柳条屯三十多里地，骑马都得大半天的路。萨满奶奶姓什么没人知道，都叫她额吉，岁数大得连她自己都说不上来。她在老沟的山沟子里住了一辈子，早年间据说给大户人家的祖宗立过堂子，后来不知为啥一个人搬到了深山里。
额吉来得第三天，正赶上小年。她在屯里的祠堂——其实就是一间破土坯房——里点了一堆火，拿一面旧鼓敲了半夜。半夜时分，鼓声停了，额吉走出来，脸色灰白，跟屯里几个主事的人说：
“井里头不是一个人。”
“是几个？”
“七八个，都是横死的。最早的那个是清朝挖井时候填进去的，是个哑巴，活埋的。”额吉的声音沙哑，”他们要找替身。李跛子只是第一个。”
屯里人吓坏了，问怎么破。额吉说，井不能填——填了更糟，会把那些东西闷在地底下，整屯子都得遭殃。只能用柳条筐重新编一个，把井口封死，再用黄裱纸写上”止”字，贴在石板上。每年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，得有人在井边烧纸磕头，一直磕到出月亮。
“磕几个头？”
“一个替一个。李跛子算一个，要是再死一个，就得多磕一个。”
那年冬天，柳条屯再没死人。可井里的声音一直没断过——半夜路过的人说，能听见里头有人喊名字，一声接一声，喊的不是自己的名字，是屯里活着的人的名字。有些名字屯里人听着耳生，压根不认得。
开春以后，那口井被废掉了，屯里另打了一口。可井没填，柳条筐一年编一回，贴在石板上的黄裱纸也一年一换。这事儿传到公社，公社干部说是迷信，让人把柳条筐烧了，把石板掀了。
那一年，柳条屯死了四个人。
后来没人敢动那口井了。再后来屯子并村，人走了不少，可守屯的老辈人讲，每年腊月二十三，还是能听见井底下有人说话。喊的是谁的名字听不太清，但要是你夜里路过那井边，一准儿能听见自己的小名。
老人说，这事儿记在柳条屯的族谱里，可惜族谱早毁了。也有当年在屯里住过的人说，那是井里的回声，风一吹就跟人说话似的。
到底是不是真的，谁也说不清。
只是柳条屯从那年起，再没人敢在井边大声喊别人名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