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腊月初九，雪下得能把房檐埋了半截。
边墙外柳河堡的赵老斜，一大早起来烧火，听见他家西屋的租客——一个从关里来的教书匠——屋里没动静。
往常这钟点儿，教书匠早该咳着嗽出门了。
赵老斜披了件破棉袄，趴在窗户纸外头听了一耳朵，没听见声儿。他推开半掩的门，一股子阴冷迎面扑来，炕上被褥叠得齐齐整整，人没了。
教书匠姓孙，瘦长脸，五十出头，前年冬天来的，租了赵家西屋住。说是要去北沟里一家大户当西席，冬月里才动身，怕路不好走，先在堡子里猫着。
赵老斜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没见啥不对，就是桌子上一碗水冻成了冰疙瘩，旁边搁着半截洋火。
“走了也不言语一声。”赵老斜嘟囔着，正要关门，忽然听见院里”咕咚”一声闷响。
像是啥东西掉进缸里。
他几步出去，院子里那口老井，井台子上趴着一团红。
赵老斜腿软了一下，定睛看——是个人，穿着一件红兜肚，光着膀子，脑袋朝下栽在井沿边沿，半截身子悬在井口外头。
是个丫头，看身段也就十五六，辫子散了，头发拖在雪地里。
“哎哎哎！丫头！丫头！”
赵老斜扑过去一把薅住那辫子，入手冰凉，硬得跟铁丝似的。他使出吃奶的劲儿往回拽，那丫头轻得出奇，像拽一只空麻袋。
拽到井台子上，赵老斜瘫在雪地里喘气，再看那丫头——脸朝下趴着不动，红兜肚在雪地上红得扎眼。
他哆嗦着伸手去翻那丫头的脸，手指头刚碰着肩膀，那丫头自己动了。
胳膊一撑，抬起了头。
赵老斜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张脸——白得跟井里的冰一样，眼珠子是灰色的，嘴角往上翘着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哭。
那丫头开口了，嗓子眼里像含着一口井水：
“赵叔，水缸空了，给我舀瓢水喝呗。”
赵老斜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，连滚带爬往屋里跑，连鞋都跑掉了一只。
他关上堂屋的门，插了闩，蹲在灶台边哆嗦了半个时辰，听见院里再没动静，才敢隔着门缝往外瞧。
雪还在下，井台子上啥也没有了。
红兜肚、雪地上拖过的那道印子，也被新雪盖住了。
赵老斜一夜没合眼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揣了一壶酒，去找堡子里”明白事儿”的老刘头。
老刘头听了，眯着眼半天没吱声，最后问了一句：
“你那西屋的教书匠，前天夜里说啥没有？”
赵老斜一愣：”没……没听见啊。”
老刘头叹了口气：”你那井，三十年前是不是填过一回？”
赵老斜想了想：”是，那会儿井水苦了，填了重新挖的。”
老刘头又说：”填井之前，井里头是不是捞上来过一个丫头？穿红兜肚的。”
赵老斜脊背一阵发凉。
他想起来了——三十年前，他爹还在的时候，堡子里有个张木匠的闺女，十四岁，说是得了痨病，那年冬天跳进他赵家这口井里淹死了。
当时捞上来的时候，就穿着一件红兜肚，辫子散的，脸白得吓人。
后来乡邻们说那井”不净”，赵老斜他爹连夜叫人填了，又在旁边三尺远的地方重新挖了一口，砌了井沿，挂了辘轳。
井是新的，可名儿没改，还叫”老井口”。
“那个孙先生……”赵老斜哆嗦着问，”他昨儿夜里，是不是碰上……”
老刘头没答，从腰里摸出一小包香灰，递给赵老斜：
“去，把你那井沿外头撒一圈。今晚别让你那西屋住人了。”
赵老斜捧着那包香灰，回了家。
他在井台子边上撒灰的时候，又看见了一样东西——井沿的石头上，新鲜的，有一串小手指头印儿。
五个指头印儿，清清楚楚，印在湿漉漉的石头上。
那天夜里，赵老斜没敢回屋睡，蹲在灶台边守了一宿。鸡叫头遍的时候，他听见院子里辘轳”吱呀”响了一声。
只响了一声。
天亮他去井台子看——香灰被踩出几个脚印，井沿上挂着一只红兜肚，湿淋淋的，滴水。
教书匠孙先生，再没回来过。
有从北沟回来的脚夫说，半路上遇见过孙先生，穿着单衫，眼珠子发直，问他话也不答，只顾低着头赶路，手里攥着一只红兜肚。
脚夫问他从哪儿来，他只说了三个字：
“老井口。”
后来那口井，赵老斜用青石板盖死了，上面压了一块磨盘。
再后来，堡子里的人都说，那教书匠其实不是去北沟当西席的，是来找人的。找谁，找啥，没人说得清。
只听说，孙先生年轻时候，在关里老家，也有过一个穿红兜肚的妹妹，掉进井里没了。
这事是真是假，老辈人讲不清。柳河堡的赵家老井口，后来再没人敢去。
倒是每年腊月初九夜里，堡子里偶尔有老人说，能听见西边赵家院子里，辘轳”吱呀”响那么一声。
只一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