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腊月二十三，祭完灶王爷，冯家窝棚的孙寡妇把灶糖往盘子里一摆，回头就瞧见墙头上坐着个女人。
红袄，葱绿裤子，裤脚掖在黑布鞋里，脚尖一晃一晃。头发乌黑，绾着纂儿，鬓边别着一根亮闪闪的簪子。天擦黑，雪片子打在她肩头，化了也不见她动弹。
孙寡妇心里一咯噔。冯家这门亲，娶过来才三年，男人就进了山，一去没回来。婆家说她”克夫”，连带着两间土房和这堵半人高的院墙，都算成了她的晦气。村里但凡有头有脸的，没人往她这院墙边儿上走。
“大妹子，哪家的？”孙寡妇扬声问。
那女人没言语，只微微偏了偏头，嘴角往上挑了一下。雪光底下，那一笑白得渗人。
孙寡妇揉了揉眼——墙头上空空如也，连个脚印都没留下。她站了好半晌，才把灶房门关上，门闩插得死紧。
往后三天，那红袄女人像是有脚似的，每到黄昏就来。坐的位置没换过，就是那堵矮墙的豁口上。孙寡妇起初还喊两声，后来不敢喊了，躲在窗纸后头偷瞧。瞧得清楚，那女人怀里抱着个东西，毛茸茸的，像是一只狐。
村里有个李瞎子，瞎了一只眼，但走南闯北见过些事。孙寡妇熬不过，偷偷去寻他。李瞎子听完，往烟袋锅里按了一锅子烟，半天没说话。
“嫂子，”李瞎子终于开口，”你家这墙头，原先是胡家的老坟地。后来开荒，胡家坟迁了，你家这房就盖在了上头。”
孙寡妇手一抖：”你老是说……”
“胡家出过一个老狐仙，辈分极高。十里八乡的胡家子弟，都认她。”李瞎子磕了磕烟袋锅，”她不闹你，你莫要招惹她。每年腊月二十三，灶糖祭完，再摆一碟生鸡蛋在墙根底下。鸡蛋她收，你过你的年。”
孙寡妇依言做了。
那年冬天格外冷，雪下了三尺厚。腊月二十三的夜里，孙寡妇把鸡蛋摆在墙根，回屋睡下。半夜起来解手，借着月光往院里一瞧——那碟鸡蛋没了，墙根底下多了一卷红布。孙寡妇不敢去捡，哆嗦着回屋。
第二天红日头出来，她才敢出门。展开红布一看，是一段二尺来长的红绸子，崭新，没一丝褶皱。绸子中间裹着一根银簪子，簪头雕着一只小狐，作势要跳。
孙寡妇把红绸子和簪子供在灶王爷像前头。
第二年开春，她把院子里的矮墙拆了重砌。不知怎的，新墙砌到半人高的时候，瓦匠说底下挖出一只死狐，毛色火红，皮毛完好，只是身子已经硬了。挖出来的时候，那红狐眼睁着，眼珠子里头似乎还带着笑。
瓦匠问孙寡妇咋办。
孙寡妇想了想，说：”在老坟地那边寻个向阳的山坡，埋了吧。”
瓦匠埋狐的那天，孙寡妇没去看。但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：梦里头，一个穿红袄的女人站在她床前，手里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狐，对她浅浅一笑。女人的嘴动了动，孙寡妇听不清说啥，只看见那小狐从她怀里跳下来，在她枕头边搁了一样东西——
是个小小的银铃铛。
第二天醒来，枕头边当真多了个银铃铛，攥在手里冰冰凉。摇一摇，没声儿。攥久了，那铃铛温温的，像是有体温。
孙寡妇把银铃铛用红绳穿了，挂在脖子底下贴身戴着。打那儿以后，墙头上再没见过那个红袄女人。
这事她本想烂在肚子里。可那年秋天，屯里来个收皮子的山东客，路过孙寡妇家门口，往院里多瞅了一眼，愣是不敢迈步。
“嫂子，”那山东客问，”你这院子里，供的是哪路神仙？”
孙寡妇说：”灶王爷。”
山东客摇摇头：”不止。我做这行的，鼻子比眼好使。你这院子里，有一股子极老的味道，少说百八十年了。”
孙寡妇没敢接话，只把那山东客让进屋，给他倒了碗热水。山东客喝完水，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院里那堵墙，突然变了脸色——他问孙寡妇：”嫂子，你这院子里，是不是有人？”
孙寡妇往院里一瞅，啥也没有。
可山东客走后，她在门槛外头捡到了一根狐毛。火红的狐毛，软得像一缕烟。
再往后，李瞎子死了，死前把一只眼的瞎眼药方留给孙寡妇，让她”替老哥照顾照顾山里那几户”。孙寡妇没应，也没拒。她把那红绸子和银簪子用油纸包好，压在箱底，再没拿出来过。
至于那银铃铛——
有人问过她，摇一摇，到底有没有声儿？
孙寡妇只是笑笑：”我这耳朵背，听不见。”
只是那笑里头，带了点旁人瞅不懂的东西。
这事儿至今屯里老辈人还讲，讲到最后总会叹一句：”胡家那老仙，是有情义的。人在墙头坐了多少年，就为等一句明白话。等不着，也就走了。”
至于那红袄女人究竟是谁，那只火红的狐究竟是人是仙，屯里没人能说清。孙寡妇自己也讲不清。她只说，每年腊月二十三，她祭完灶王爷，总要在墙根底下摆一碟生鸡蛋。
鸡蛋第二天总会没。
是夜里叫野物叼了，还是旁的什么——她不说，旁人也不敢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