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唠这个事儿啊，咱得先把话儿往回收个百八十年。话说在柳条边外头，有个不大不小的屯子，叫啥名儿呢？叫”边墙根底”。这屯子就在边墙根儿底下，离边门不远，拢共百十来户人家，靠着种点高粱、苞米、打点零工过活。屯子里头有座小庙，说是庙吧，其实就是个石头垒的窟窿，顶上盖几块树皮，旁边立着个木头牌子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”有求必应”四个字。供的是谁呢？狐狸——黄大仙。
这黄大仙庙咋来的呢？那就得说说张三爷了。张三爷是光绪年间的边卒后代，他爷爷那辈儿就在边墙上站岗放哨，守着边门。满清倒台以后，边墙没人修了，柳条边也慢慢塌得差不多了，剩下些残垣断壁。张三爷他爹是个木匠，手艺不错，可惜命不长，四十来岁就没了，留下张三爷一个独苗。张三爷这人吧，性子有点邪乎，胆大，啥都敢碰。年轻时在山里采参挖棒槌，跟狐仙打过交道，自个儿也说不清是真是假，反正他说你听。
有一年腊月里，张三爷从山里回来，路过个老坟圈子。那天黑灯瞎火的，风嗷嗷叫，雪片子打得脸生疼。他赶着个小爬犁，装着点皮子山货啥的，走到半道儿，爬犁轮子”咔嚓”一下卡住了——掉进个雪壳子里头。咋整呢？张三爷跳下来扒拉半天，轮子陷得太深，使唤牛劲也拽不出来。正骂骂咧咧呢，就听旁边有人说话：”张三爷，咋这么没出息？”
张三爷一激灵，回头一看，嚯，坟圈子边上蹲着个小老头。这老头穿一身黄不拉几的破棉袄，帽子压得挺低，看不清脸。张三爷心里直突突：这荒天野地的，哪来的人？可转念一想，咱是啥人？柳条边外长大的汉子，怕过啥？就硬着头皮说：”你是谁？咋知道我名字？”那老头嘿嘿一笑：”我是谁不重要，关键是我能帮你。”说着就站起来，帮张三爷把爬犁从雪壳子里头拽出来了。张三爷想道谢，一抬头，人没了。
打这以后，张三爷逢人就讲他遇着黄大仙了。村里人有的信有的不信，可张三爷认准了——这黄大仙就是胡家的老祖宗，本事大着呢，救苦救难。
到了民国十七年开春，张三爷家里出事了。他媳妇得了场大病，请了好几个大夫都看不好，眼瞅着就剩一口气了。张三爷急得不行，想起那年雪地里遇见的老头，就琢磨：莫不是黄大仙点化我？于是他就上了趟山，在那老坟圈子边上摆了三炷香，烧了几刀黄纸，磕了三个响头，说：”黄大仙，我家那口子病得厉害，您要是有灵，保佑她平安，我张三爷给您立庙，供您一辈子。”
你猜咋着？当天晚上，他媳妇的病真就好转了。大夫第二天来一看，说：”奇了，昨儿个还是病入膏肓的模样，今儿个脉象咋这么稳当了？”过了半个月，他媳妇就能下炕干活了，跟没事儿人一样。
张三爷说话算话。他把自家后院腾出来一块地方，找了几个帮忙的，搬石头、和泥巴、垒了个小庙。别看庙小，有模有样的：正面供着个牌位，写着”胡三太爷之位”；两侧墙上画了些狐狸的模样，有站着的、有卧着的、有翘尾巴的，也不知道谁画的，反正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庙前头还立了根木头杆子，挂了块红布，说是招魂幡。
庙盖好了，张三爷又张罗着弄了个”开光”的仪式。请了十里八乡有名的”出马仙”李老太太来给看看。李老太太一来，站在庙门口转了三圈，眉头一皱：”老张啊，你这庙立得有点邪乎，胡家的仙儿倒是请来了，可别的东西也跟着来了。”张三爷问咋整？李老太太说：”你得每年正月初一给仙儿上供，初十五再添点香火，另外每个月逢初一十五得烧纸。不然仙儿不高兴，后果你自个儿担着。”
张三爷满口答应。从那以后，每到初一十五，他都规规矩矩地烧香磕头。过年过节，还整俩菜、倒一盅酒搁在庙里头。你还别说，这庙灵验得很——谁家孩子吓着了，来这儿摸摸香灰，冲冲就好；谁家丢个鸡鸭啥的，来这儿念叨念叨，过几天自个儿就找着了；谁要是出门办事儿，来求一卦，准得很。
有一回，屯子里头老刘家的儿子在边门外的林子里头打围（打猎），一去三天没回来。老刘两口子急得不行，来庙里求黄大仙。张三爷就帮着出了个主意：让老刘回家炖只鸡，搁庙里头供上，然后自个儿回家睡觉，明儿个儿子准回来。老刘将信将疑，回去照办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儿子还真回来了——在林子里头迷了路，转了三天三夜，昨晚梦见个穿黄衣裳的老头给他指了条道儿。天亮了就顺那条道儿走出了林子。
打这以后，”边墙根底”的狐仙庙名声可就传出去了。周边十来个屯子的人，有个大事小情都来这儿求。逢年过节，那庙前头乌泱泱全是人，香灰都堆成了小山。张三爷也成了香主，香火钱他自个儿一分不花，全用在修庙、补墙、买香烛纸马上了。
可好景不长。到了伪满洲国那阵儿，康德二年的事儿吧，一个日本开拓团的官儿看上了这块地。说这地方风水好，要在这儿盖个什么”神社”。带着一帮人来拆庙，张三爷那脾气，”嗷”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拎着把斧子就站在庙门口，说：”谁敢动一块石头，我先劈了他！”那几个日本人看他这架势，还真没敢动手。后来那个开拓团的官儿使了个坏，找了几个二鬼子，半夜偷偷把庙给点了。
张三爷那天晚上在炕上躺着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披上袄出门一看，后院火光冲天。他啥也没说，就那么站在火堆前头，一动不动看着，啥表情也没有——后来老辈儿人说，那是他这辈子最吓人的一次，脸跟铁似的。第二天，他在废墟里头扒拉出一块没烧完的牌位，用块破布包上，揣怀里了。
往后的日子，庙没了，张三爷也不说立庙的事儿了。可每到初一十五，他还是偷偷在自个儿屋里烧点纸，嘴里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儿。他活到了七十多岁，无疾而终。临咽气前，他把他儿子张二小叫到跟前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个红布包，里头就那块没烧完的牌位。他跟儿子说：”你给我记着——这仙儿是真有的，咱不能忘。等将来日子好了，你还得把庙立起来。”
张二小点头应了。后来到了解放后，破除迷信那阵儿，谁还敢提立庙的事儿？张二小就把那块牌位用油纸包了又包，埋在自家院子里的枣树底下。一埋就是好几十年，等政策松了劲儿，他才把那牌位挖出来。可惜木头都朽了，一碰就碎。他叹了口气，把碎末儿撒在了枣树根儿底下。
如今那棵枣树还活着呢，长得挺粗、挺壮，年年结枣儿挺甜。屯子里头的老人们都说，那枣儿里头有张三爷的念想儿，也有黄大仙的灵性。年轻人们听了大多哈哈一笑，说老辈儿人迷信。可每到过年，还有人家在枣树底下烧张纸、倒盅酒，也说不清是祭张三爷还是祭黄大仙——或许，在他心里，这二位早就分不开了。
要说这柳条边上的故事啊，三天三夜也唠不完。有的邪乎、有的离奇、有的让人直起鸡皮疙瘩。可不管咋说，老辈儿人传下来的东西，不能全当封建迷信给否了。那年月，柳条边外的日子苦哈哈的，老百姓心里头没着没落，就盼着有个啥能信一信、求一求。张三爷也好，黄大仙也罢，都是那个年月里人们心里头的念想儿——就像那枣树底下的根儿，看着没了，其实还在土里头扎着呢。